着眼于文艺学生态建设的文艺学批评实践
——读郑惠生先生《文艺学批评实践》有感
易 崇 辉
（汕头大学文学院，广东 汕头 515063）
一
郑惠生先生的《文艺学批评实践》是一本颇为特别的书，也是一项颇为特别的“批评实验”。其特别之处在于，作者批评实践的对象，与一般的文艺批评的对象明显不同，甚至可以感觉到，作者在刻意与传统的文艺批评的对象保持距离。一般的文艺批评对象，是作家、作品抑或文艺思潮等，而郑惠生先生著作的聚焦点，却是作家、作品、文艺思潮以外的方方面面——尽管也与文艺学相关。具体而言，《文艺学批评实践》的第一章“文艺批评的批评”，第二章“文艺理论的批评”，第三章“文学史的批评”，都可算作是“广义上的文艺批评”的批评，这跟贯常的文艺批评的对象隔着一层；第四章“文艺学课题、标准和期刊的批评”，第五章“文艺学学术事件的批评”当是对文艺批评的条件、环境的批评，这跟我们理解的文艺批评的对象隔着二层；而第六章“高校文艺学的批评”，则跟传统的文艺批评的对象隔得更远些。掩卷沉思，一个强烈的感觉是：《文艺学批评实践》一书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对文艺学学科的“巡视”——对文艺批评的巡视，对文艺批评环境、条件的巡视，对文艺学学科从业人员素质及其培养的巡视，一言以蔽之，是对当下文艺学生态的一种巡视。
郑惠生《文艺学批评实践》
着眼于文艺学及其生态的批评，与传统的文艺批评当然是很不一样的:传统的文艺批评对象——作家、作品、思潮等，感性而单一；着眼于文艺学学科巡视或生态建设的批评——对象为整个文艺学学科的诸方面、诸问题，即文艺批评的批评、文艺批评的条件、环境、队伍素质与培养等等，则繁复得多。郑惠生先生将前者称之为“文艺批评”，后者，也是作者倡导并倾力而为的，则称之为“文艺学批评”。《文艺学批评实践》一书中践行的不是“文艺批评”，而是“文艺学批评”，怪不得全书给人一种全新而特别的感觉。
“文艺学批评”，无论是作为一种理论倡导，还是作为一种批评实践，都是全新的。然而，任何新的理论的提出和倡导，都是为了应对和解决现实中出现的新问题，至少也是为了应对和解决新问题的努力。“文艺学批评”理论的提出和批评实践，不是作者一时心血来潮，异想天开，也不是作者趋时赶潮，花样翻新；理论的提出和批评的背后，隐含着作者对文艺学生态环境的隐忧和责任。
二
在柏拉图的《斐德诺篇》中有这样一个神话故事：奥林匹斯的诸神每天驾着马车驶向苍穹的顶端，而人的灵魂尾随其后。诸天之外是存在的居所，只有到那里，人的灵魂才能观照到具有永恒秩序的存在之物。可惜，尾随诸神之后的人的灵魂对永恒存在的观照只有那么短暂的一瞬，此后他们就坠落在大地上而同真理分离，仅只保留着对这分离的真理的模糊的记忆。人的灵魂中曾与真实的存在有过照面，但只是片刻拥有这些事物的景象，时间短暂，记忆模糊；有些灵魂在落到地面上以后还沾染了尘世的罪恶，忘掉了上界的辉煌景象；更有人每逢见到上界事物在人界的摹本，就惊喜若狂而不能自制，将摹本视作天上的正本，于是，人世间大量堆陈的，自然是错误、悖谬、偏执、愚昧。
柏拉图的苏格拉底讨论的是两千多年前的希腊的情形，倘若他们活到现在，他一定会惊异地发现，人的灵魂在从天上坠落在大地上后，在距他们二千多年后再一次发生了坠落——又从地上坠落到欲望的世界，一个了无理性烛照的黑暗领地。对于苏格拉底而言，或者说对于柏拉图的苏格拉底而言，灵魂是不朽的；而经再次坠落而堕入欲望世界的人却认为，人无须再回忆上天的永恒，永恒天庭中的“存在”并不存在，甚至人的灵魂也是虚幻的。坠入感性欲望世界的芸芸众生认为，人即人的肉身，人生的意义即是肉身的充实。在肉身枯朽之前，尽可能使它充实、满足、膨胀，才是人生最大的意义与目标。而能使人欲望不断得到满足的，是金钱。于是，欲望与金钱携手，恣意狂奔。社会拼经济，个人为赚钱。跟着感觉走，玩的就是心跳，我是流氓我怕谁，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不再是目的，一切都是获取金钱的手段——不是有一种资源称之为“人力资源”吗？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金钱是目的，其它一切都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学界也未能幸免，不仅学术环境、学术条件如课题、期刊等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弄潮，学术批评在日渐浮躁的学术氛围者中也免不了在随波逐流了，文艺学界乱象丛生，到处裸露出金黄色。
文艺学的学术生态犹如同时期的自然生态一样，迅速恶化。文艺学生态失衡之深之广，甚至更甚于同时期的自然生态。一个没有灵魂的文艺学，一个视灵魂为虚幻的文艺学，或者用流行的话语说，只有眼前的苟且，不要诗和远方的文艺学，文艺学何以成为文艺学？像很多学者一样，郑惠生先生知觉到文艺学生态失衡的严重；与很多批评者不同的是，郑惠生先生积极开始了他的巡视、批评和批判，以期用他的理性反省和反思，整治、改善、建设文艺学的生态环境。正因为是以建设、整治和改善为目的，所以二十多年来作者秉持的始终是一种严肃而冷静的态度，《文艺学批评实践》始终也是一种纯学术式的批评与反省——一种自觉严谨的慎思明辨，一种冷静深沉的理性思考。至于辩驳文字极难避免的一些现象，如吹毛求疵地挑错，上纲上线地指责他人，戴帽子、打棍子——用作者自己的话说，“非学术式”的批评——“笼统式、自顾式、偏执式、臆想式、吹捧式、推销式、捏造式、上纲式、打压式、谤毁式、谩骂式”，则与《文艺学批评实践》一书无缘。
再说一点题外话：我一直认为人性不是单数而是复数，感性欲望如饮食男女自然是人性的一部分，理性也理所当然地是人性的一部分，神性也应该是人性的一部分——我们不是都关心“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类问题吗？不是一直都在追问死后的世界吗？在人类历史上，人类先是用神性压制理性与感性，后来是用理性来排斥神性与感性，现如今，感性欲望又假人性之名而君临神性与理性了。神性、理性、感性都是人性的一部分，不论用人性的哪一部分压制人性的另外两个组成部分，不仅仅是将人性简单化、单数化，更是对人性的割裂和摧残，也都会导致学术生态或文艺学生态的失衡。在感性欲望君临天下的今天，金钱与欲望致使文艺学生态失衡。《文艺学批评实践》秉持理性的立场与态度，不随波逐流，这不仅是在维护文艺学的生态与尊严，更是在维护人性的尊严与完整。
三
《文艺学批评实践》都是辩驳、批评的文字，但就整个“文艺学批评”理论而言，其学术建构，也即是说，“立”，也是应有的题旨。
经常听闻这样的感慨：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中国学界非常热闹，西方数百年的各种思潮、理论走马灯地在中国上演了一遍。然潮起潮落之后，沙滩上似乎什么也没留下。确实，仅就文艺学而言，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现在，尼采、弗罗伊德，萨特，海德格尔、阿多诺、弗罗姆、维特根斯担、福柯、哈贝马斯、利奥塔、德里达、德勒兹、杰姆逊、罗蒂、伊格尔顿等等都被引进到了中国，各式主义如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都依次登场，各种文学流派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小说、存在主义、荒诞派戏剧、新小说派、黑色幽默小说、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垮掉的一代都被推崇和摹仿，各种文艺批评方法如精神分析、直觉主义、符号论、俄国形式主义、语义学和新批评、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接受美学、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都被中国文艺学界所关注。所有这一切，都使我们的文艺学界显得异常繁荣、热闹。然而，在这热闹、繁荣的背后，学界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冷静的思考：西方的理论、思想、思潮是在西方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他们意欲描述、解决的是西方的社会和西方的社会问题。我们跟在西方的后面，自愿被西方牵着鼻子走，接触和学习的也是西方的思潮和理论，思考和研究的也是西方的问题。我们缘于中国自己的社会历史文化的现代理论在哪里？我们解决中国现当社会历史问题的思想在哪里？当代中国我们自己的文艺理论、文艺批评方法在哪里？简言之，当代中国自己的学术建构在哪里？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历史文化，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社会现实，始终缺乏足够的关注，也没有足够的学术信心，更没有建立起自己有效的学术生长机制。诚然，仅就文艺学而论，近四十年来我们的文艺批评与研究有相当的实绩，也有一些原创性的理论思想，但我们缺乏疏理，没有沉淀，因而也就没有了真正的学术积累和生长，至于一些可供学术累积和增长的思想，却几乎都淹没在了大量对西学的追逐之中。倘若在文艺学批评中，我们在分析、反省、批判的同时，也分学科进行整理，披沙炼金，找出原创性的思考和思想，疏理出学术谱系和理路，分析其出现的问题及可能的解决方向，则在中国传统和西方传统的背景下，建立当代中国自己的思想与学术，建构当下中国自己的文艺学体系，可期可盼。
当然，学术成果浩于烟海，这种基于学术建构和开拓的文艺学批评非短时间可以完成，即便在长时间里，靠一个人或一群人也难以完成。但是，如果有这么一个“文艺学批评”学科建立起来了，结果会是怎样的呢？
我们应该有理由期待。
郑惠生先生的《文艺学批评实践》，致力于打造一个全新的学科，整治和维护文艺学领域的学术生态，我赞赏他的努力。郭德茂教授说他读过郑惠生先生的著作后的印象是：无边的荒原上，远方有一束光，一个学者从青年到中年，一直踉跄而执着地朝那束光走去……。我眼前出现的画面已然是：这位孤寂的学者禹禹独行中将洒漏在他身上的光亮采撷、聚集起来，然后回过头来，悉心撒播在他所挚爱的文艺学这片园地里。
作者简介：易崇辉（1962-），湖北武汉人，汕头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
（载《汕头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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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学批评实践》 由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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