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大妈很忙” 细数中国大妈2013的逆天事件
从买黄金到跳广场舞再到追星
在中国人口迈入老龄化时，听听大妈们讲述她们的故事
新快报记者 郭晓燕 刘子珩 实习生 甘韵仪
黄金大妈
“我们买的大多是现货黄金，怕什么，不行留给子女当嫁妆也不亏。”
2013年的夏天，中国大妈确实势头很猛。10天内出手1000亿元人民币，扫货300吨，直杀得华尔街节节败退。看着从香港到哈尔滨，从东南到西北，到处彻夜排队血拼黄金的大妈们。别说大爷们，就是很多年轻人都看得热血沸腾，忍不住追随大妈，投身到排队买金的行列中去。
只是好景真不长，国际金价频繁“跳水”。12月20日国际金价更是3年来首次跌破1200美元/盎司，中国大妈彻底被“套牢”。
不过在采访中，这些大妈却显得十分淡定。“这不是我们唯一的投资”，“我们买的大多是现货黄金，怕什么，不行留给子女当嫁妆也不亏。”
事实上。在投资圈，几乎没有单打独斗的大妈，她们往往是团队作战，尽管在顺风顺水时会常常拌嘴，甚至攀比家势。但在遭遇危机时，却是绝对的团结一致，互相打气，“多少大风大浪都过来了，还怕这个。”一位曾在90年代初以700元每块的价格买下5块“假金砖”的大妈说道。
二十年前花3500元买了5块假金砖
大妈王冬梅今年已经78岁了，她是大妈投资圈中的资深前辈。在90年代初，她已经关注到了黄金市场。那个年代，有机会前往深圳、香港的人已经开始流行买些小金饰坐等成为“传家之宝”了，但他们和冬梅大妈比真是小巫见大巫。她在彼时月收入不过百来元的背景下耗“巨资”——3500元，买了五块金砖。她还记得自己捧着金砖回家时特意拿一块特别丑陋且不起眼的麻布包着，一路小跑回到家，直接把金砖塞到床底深处。然后召集子女宣布，自己百年归老后，五个子女将每人获得一块金砖。
“他们居然一点都不兴奋，第一句话就问我，金砖在哪买的。”冬梅大妈笑着告诉新快报记者，“其实我是在路边一个推三轮车的男人手上买的，还有好多人围着抢呢。后来发现金砖是假的，往地上一摔里面真的是砖。”
虽然第一次投资并不顺利，但王冬梅确信至少自己是有远见的。在此后的20年中，她带领着逐渐长成大妈的女儿们以及她们身边的大妈伙伴进行了各种类型的投资。买债券，买某知名品牌的保健品，为身边有项目的人“筹款”，参与企业私下借贷，今年的黄金“跳水”更是少不了她们的身影。
企业的“另类股东”
刘丽杨算是冬梅大妈的“得意门生”，随着年纪的增长，不能再随意远行的冬梅大妈的一些投资理念都是由刘大妈来实践的。“她说香港金价最低，我赶紧和姐妹们去扫货，根本不看款式，有什么拿什么。我记得一个年轻小姑娘进来时想要买戒指，服务员告诉她只剩下最后一只龙头戒指时，她愤愤不平地瞪我们呢，呵呵。”
除了买饰金，刘大妈还从女儿那学会了如何上网，甚至还真正参与进了华尔街的炒金队列中，她拿出电脑给记者演示，“如果黄金到这个价位就要做空了……”显得头头是道，但当盘算利润时，目前的亏损已过万。“现在只能等了，被套牢了，幸好钱也不多，等解套后就不再玩 虚 的了。”刘大妈说，由于国际黄金市场晚上交易更为活跃，所以她经常深夜都不敢入睡，甚至调了闹钟起床观察金价，因此常被丈夫和女儿斥责，如今套牢了就更没底气了。
相比黄金市场这种她根本难以掌握的投资，她更喜欢时下流行的向私人企业放贷，“借两万给企业，每月返还两千，返足两年，最后实收回两万四千元，比银行利率要高出很多呢。”这项投资目前是家人最为反对的，她因此已失去了原来掌握财政大权的地位，但这无碍于她每月倾尽自己退休金继续投资。
“她们不懂，其实这种投资很稳健的，每投一个企业我们都会结队去考察，看到企业实力强的才会投。”在某种程度看来，大妈们也算是这些企业的“另类（另类装修效果图）股东”了。也会有看走眼的时候，曾经有五位大妈合资近五万投的一个医疗器械企业，如今每月返现已出现困难。不过大妈们又觉得“适当的投资风险还是应该承担的。”
日本“渡边太太”也撬不动华尔街
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人均GDP超过美国，家庭财富总额逾1500万亿日元(约17万亿美元)，其中超过55%为现金及银行存款，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可投资资产。为了刺激经济，政府调低央行基准利率，日本家庭开始把目光转向利率较高的外汇、外国债券和其它海外资产。日本跟中国非常相似，是太太主管家庭财政。这些太太们纷纷杀入外汇市场，由于渡边是日本常见的姓，所以“渡边太太”也几乎一夜之间成为国际外汇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恰似我们的“中国大妈”。
不过很多财经界人士都认为，“渡边太太”较“中国大妈”更理智，有着缜密的经济头脑，如果二者较量起来，“中国大妈”恐怕要一败涂地。不过新一代的“渡边太太”们并不认同这种赞誉。
住在天河东路一栋高级公寓里的日本太太阿may告诉新快报记者，在日本，丈夫确实更信任太太的投资眼光，尤其是波动较大的股票市场一般都会交给太太选股，不过今年3月以后，大多日本太太还是回归外汇市场了，从澳元到阿根廷债券，再从美元到巴西雷亚尔……听上去真的比抢购黄金的中国大妈高端大气，“但是身边的小伙伴也多是先赚后赔。其实都是散户，没有内部消息，不可能保证一定获利的。”住在阿may楼上的奥太太则表示，家庭大部分投资还是以稳健的保险或基金为主。
广场舞大妈
“戴耳机我们接受，但超过40分钟耳朵就疼”
12月19日19时，广州的气温已经降到了10 左右，马路上的行人缩着手脚步履匆匆。尤阿姨穿着厚厚的冬衣慢步进了陈家祠前的广场，她身后拖着一个黑色音响，在人群里并不起眼。尤阿姨走到广场的牌楼前，麻利地将外套脱去。三个四五十岁的妇女不知从哪里突然围了上来，相互寒暄了一阵，音响的开关打开了。
“草原上的情哥哥马背上唱歌”，内蒙古歌手乌兰图雅的声音在广场上回荡着。不到五分钟，尤阿姨领舞的这支广场舞队便聚集了十个中年妇女，她们丰腴的身体被毛衣紧紧裹着，随着音乐扭动起来，瞬间便成为了广场中的焦点，不少行人驻足观看。
这是在中国任何一座城市都能见到的一个场景，已经无法得知，最早将大音响带到广场的是哪一位大妈，不过她掀起的广场舞浪潮可谓当今中国夜生活的一大景致。
为什么爱放《套马杆》
陈家祠广场是健身舞的大阵地。由于交通，甚至还有远在白云区的人专门赶来跳舞。
尤阿姨的舞蹈队人数平时维持在60人左右，冬季气温下降，每晚仍能保持40多人的规模。人数高峰出现在晚上8时至9时，拉丁舞、国标等占据着一方地盘，音乐声中的广场舞参与者有多少？一个广为引用的数据是“全国广场舞爱好者超1亿人”，以40岁至65岁的中老年妇女为主。她们学舞的主要方式是视频网站，偶尔还会把自己的得意作品上传以供分享。
54岁的范阿姨是陈家祠一支广场舞队的创始人，早在1998年便开始和一些街坊邻里跳舞，现在只要天晴，她都会带着队伍从19时开始连跳3小时，“因为喜欢，所以也没觉得累。”
范阿姨已经掌握了上百支舞蹈，每一支舞都有不同的曲子，这些曲子一般都是她根据舞蹈的节奏专门找出的相应歌曲，要和得上节拍，这也是为什么《最炫民族风》、《套马杆》、《我要去西藏》等节奏感很强的歌曲总会广场在响起的原因。
鸣枪、放狗、泼粪
8月30日晚，北京昌平的一声枪响打断了一个篮球场上的广场舞音乐，惊魂不定的人群自此散去，很长时间都没有再回来。
开枪的施某事后解释由于自家房屋在山根底下，回音不断，平日里已经交涉过多次却始终难以了断，当晚喝多了酒的他终于忍无可忍，扣动了扳机，并放出自家饲养的三只藏獒，冲向了跳舞的大妈们。
将广场舞推波助澜成为公共话题的还有两个月后的武汉泼粪事件。
10月23日晚，武汉一小区正在跳舞的20多个大妈们突然感到一阵恶臭，原来是被淋了一身粪便。大妈们随即将音量调到最大，并对着泼粪的居民楼大声放。
强身健体的舞蹈为何引来争议？央视的一份调查显示有71.60%的人认为广场舞最大的问题是噪音太大。至于为什么要将声音放得如此大，没有人能说得清，也许是更适合跳舞。
这些跳舞的大妈们，大多生活无忧，且不再忙碌，于是身体健康成了她们最关心的话题。“老年人要多锻炼”，跳了十多年广场舞的范阿姨觉得，“现在身体好多了。”
不可避免，其间也会有人对她们进行投诉，不过这在范阿姨看来是“太无聊”：“如果嫌吵，那电视也不用看了，电视也吵。”
目前，广州市拟出台《广州市公园条例》规范广场舞，其中部分条款细化到“限音量、限时段、限区域、限设备、开罚款”，该条例日前已经在广州市政府法制部门审核通过，下一步将报送市人大。
选秀节目与广场舞
戴着耳机跳广场舞，成了大妈们与反对者的一次妥协，也成了大妈与娱乐圈的一次交集。
英姐在天河公园跳了14年的舞，最近她的舞队频频被报道，原因是一个叫何乾梁的年轻人给她们发了几十台收音机，希望她们可以戴着耳机跳“无声舞”。
何乾梁的另一个身份是某电视选秀节目的选手，在送耳机之后，何乾梁和节目组的一些人都专程来看过英姐的舞蹈队。那天和他们一起来的，还有报纸、电视等各路的记者。
有网友曾经质疑何乾梁是炒作。但淳朴的大妈们没想那么多。
“他是好心，我们也都支持。”英姐很配合何乾梁的行动。不过，戴耳机跳舞对大妈们还是造成了很多不便，“戴上40分钟耳朵就有些疼”，她们依然要带着音响。在此之前，何乾梁想在天河公园其他的舞蹈队推广耳机跳舞，但都被大妈们拒绝了。
目前，那档选秀节目已经为英姐和她们的无声舞录制了视频，将在不久后的一次节目中播出，英姐和她的姐妹们都在盼望着。
追星大妈
“演唱会是我最能放松下来的地方，再不疯狂就真的老了”
8年来，“李宇春”三个字始终刺激着在北京从事科研工作的朱虹，对于她来说，超女李宇春是舞台上可以掌控一切的女王，是儿子接收正能量的榜样，有时朱虹甚至觉得李宇春就像自己的闺女，她打心眼里喜爱着这个孩子，同样作为粉丝之一的丈夫常笑道：“一世英名败在了一个小丫头身上。”
她家里“有墙的地方就有春春的海报”，这是她多年来的“战利品”，最近的一次更新是今年10月李宇春的一场演唱会。为了拿到一张李宇春的亲笔签名专辑，她包了五、六辆大巴和姐妹们从北京赶往天津排队两小时，然后欢天喜地的回家。
和朱虹一样疯狂的还有在广州已经退休的张霞，每天晚饭后她会一边抱着印有韩星张根硕漫画头像的抱枕，一边慢慢地品味他的电视剧，并在无人时对着电脑里的偶像温柔地唤一句“欧巴”（意为“哥哥”，昵称）。
这些看似疯狂的举动，实则在大妈群体中早已变得稀松平常，她们不是特例，只是缩影而已。
“追星大妈”不再含蓄，而是勇敢表达情感，在“追星”路上寻找快乐。她们中有的甚至是粉丝团中的小头目，带领着一众小女生为偶像呐喊，在这里没人会在乎她们已经老去，甚至会亲切的称她们为姐，并为她们以强而有力的经济实力支持偶像而拍手叫好。
在机场扯开“60年代玉米大妈”的横幅
今年50岁的朱虹成为李宇春的粉丝已经8年了。2005年《超级女声》风靡全国时，李宇春走进了她的生活，直到现在，她都常常感叹：“我这辈子能遇到李宇春，知足了！”
作为一名“玉米”，她把李宇春称为“春春”，就像喊自己儿子的小名一样，一种熟悉的亲切感自然而来。
从此，李宇春的每一场演唱会，朱虹几乎都会在现场。在那一天，这些平素里低调、内敛的成年歌迷，会在现场肆无忌惮地表达她们的情感。朱虹作为其中的一员，当然也会大喊大叫，手舞足蹈，即使旁边坐着的是年轻的小“玉米”，她也丝毫不觉尴尬，因为大家的情绪和反应都是同步的。她甚至说：“演唱会是我最能放松下来的地方，再不疯狂就真的老了。”
为了跟年轻的“玉米们”抢票她们甚至组成了联盟，发动亲友团一起来。2006年她第一次到现场听了李宇春的演唱会。
当时在上海某机场，扯着“60年代玉米大妈”横幅的她们，少说也有三四十人。他们大多四五十岁，但是爽朗的笑声就像年轻姑娘那样充满活力。她们虽然素未谋面，却因为李宇春而相见恨晚。
其实朱虹年轻的时候也有过追星的经历，邓丽君、周润发、梅艳芳等都曾是她的偶像，”但是并不疯狂，时间跨越都不长，这或许与当年生活和工作环境有关，没有机会全身心地投入。”也许到了大妈的年龄，追星的想法才终于得到了舒展和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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