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将逐步进入“非量宽”时代
最新数据显示，继5月外汇占款大幅回落之后，6月外汇占款更是出现今年以来首度负增长。在传统的依靠外汇占款被动投放基础货币格局被打破的大背景下，启动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新常态”，中国将逐步进入“非量宽时代”。
央行数据显示，6月金融机构外汇占款为29.45万亿元人民币，较上月减少了883亿元，这是金融机构新增外汇占款连续十个月正增长后的首次月度下降， 也是两年多以来的最大单月降幅。一直以来，中国货币创造取决于外部盈余，开放经济条件下，外汇储备及其变动不仅是一国对外金融政策的联系纽带， 更是体现 和制约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重要因素。外汇储备持续攀升引起的外汇占款会改变我国基础货币的投放，增强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根据央行资产负债表，央行主要资产是 外汇储备资产，2013年三季度IMF数据显示，中国央行总资产高达31.7万亿元人民币(约合5.1万亿美元)，其中外汇储备资产占人民银行总资产的比 重为83%，分别是美、英、日和欧央行资产的1.3倍、8.1倍、2倍和1.2倍。
然而，在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资本流动双向平衡将成常态， 资本项目可能出现逆差的大背景下，基于汇率水平的货币投放机制将根本性改变，这对央行的传统货币创造机制将是新的挑战。一方面，由于私人部门购买外汇资产 的增加，央行被动收回人民币流动性，造成一定程度的货币紧缩；而另一方面，一旦形成贬值预期，非政府部门增加美元减少人民币资产，在国内资产配置上则表现 为增加货币资产，减少风险资产配置，因此流动性需求上升，在相同的货币供给下货币条件显得更紧，外汇占款作为基础货币创造的机制将会弱化。特别是，今年以 来，人民币双向波动已经打乱了跨境套利资本的节奏，根据测算，当前用中美利差、人民币即期远期汇率测算的无风险套利空间显著收窄，居民持汇意愿增强，外币 存款大幅增长。
除此之外，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贸易和金融领域使用本币的规模增长，交易“本币化”降低了对外币的需求。统计数据显示，人民币在 全球的使用份额从2012年底的0.57%，增加到目前的1.43%，此外中国与日元、澳元、新西兰元和英镑均实现了直接交易，这些因素直接导致外汇占款 大幅减少的直接原因。
中国的国际收支结构同样出现新变化，反映为经济项目顺差逐步收窄，这对于未来人民币汇率和金融市场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 从全球产业分工的角度看，中国巨额国际收支顺差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相关。上世纪90年代以来，亚洲区域内贸易比重迅速上升，东亚地区形成了以中国为 核心与发达国家形成贸易顺差、与东盟和日本等地区形成贸易逆差的三角贸易模式，所以越是经济不平衡，亚洲，尤其是东亚的外汇储备就越多。
全球 贸易结构正在因规则重构而改变。美欧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TTIP)和多边服务业协议(PSA) 重构全球贸易规则呈现三大特点：一是零关税；二是就业和绿色环保的谈判准入条件；三是区域自贸加强。新型贸易壁垒对中国造成严重挑战。除了传统贸易救济之 外，贸易保护主义以国家援助、政府采购等形式隐蔽出现，再加上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国内高储蓄状况将有根本性改变，这将使原来的储蓄-顺差-货 币扩张的循环被逆转，进而导致货币扩张源头消失。
数据显示，中国经常账户盈余已从2007年占国内生产总值峰值的10%降至2013年的 2.1%，较2012年下降0.5个百分点，为9年来的最低水平。而从单季国际收支平衡表来看，截止到今年3月末，贸易顺差大幅收窄至72亿美元，为 2011年中期以来最低。就经常项目内部结构而言，一般货物贸易顺差萎缩的趋势已经大大超过服务贸易逆差、投资收益逆差的增长趋势，未来经常项目顺差逐步 收窄，甚至出现逆差也不可避免。
由此看来，伴随着外汇占款增量趋势性下降，其作为货币创造主渠道的情况也会发生改变，汇率弹性增强将使货币政 策更为独立，也为货币政策工具从数量到价格的转换创造条件。央行需要重启新的渠道作为投放基础货币的手段。再贷款虽然可以作为新的基础货币投放渠道，但是 由于再贷款是无抵押品的信用贷款，可能会带来信用风险。
周小川行长在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会议期间指出，中国央行正在为短期和中期利率准 备两个或三个政策工具来引导利率水平，一些国家的央行有相似的政策工具。近期，央行推出PSL，一方面可以作为基础货币投放的重要渠道，同时弥补了再贷款 信用风险高的问题；另一方面，PSL 利率可以作为政策利率基准，通过调整PSL 利率引导市场利率，并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由数量锚向利率锚的转型过程中。 由于PSL的抵押品以贷款为主，因此，会鼓励银行投放表内贷款，结果就是既补充基础货币，也能够鼓励银行资产扩张，起到边际货币创造的作用。此外，央行可 以通过调整商业银行/金融机构超额准备金和超储率影响利率和流动性，或者效仿发达国家的非常规做法，调整债券市场的结构来补充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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