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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房价疯涨与市场经济无关

https://www.biud.com.cn 2014年09月07日08:41 家居装修知识网  

  新作《直面大转型时代》发布会广州举行,吴敬琏接受本报采访:

  日前,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最新力作《直面大转型时代》在广州购书中心隆重首发。著名的经济学家张卓元、本书的特约编辑马国川、三联书店总经理樊希安、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等参与了此次发布会。

  接受记者采访时,吴老谈及国企改革,谈及房价等读者关心的话题,他表示,“近年来,广州的发展之所以落后于上海,是因为广州没有可以借力的金融中心。”

  为新的历史征程建言

  吴敬琏是我国经济改革历经风云的传奇人物,被称为“吴市场”,几乎参与了1978年之后所有重要的经济改革论战。

  他告诉记者,他常年奔波于各个论坛和课堂,与学者、政府官员、企业家和学生等交流,为的就是全面了解社会各个领域的真实情况,作为最早参与中国经济改革的学者,近年来他一直在不遗余力地为中国经济的进一步深化改革建言献策。

  《直面大转型时代》一书是吴敬琏近年来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建立法治市场、完善市场制度等重大问题的相关文集,收录了他2007年以来的50篇文章。本书不仅是他这些年对于一些重大问题的思考和记录,也从思想理论的侧面反映了过去一个时期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历程。既是吴敬琏这些年对自己所思所想的总结,也是他为转型期中国怎么全面推进各项改革的建言。

  他认为:市场化改革是支持中国经济高速成长最重要的推动力量,只有推进改革,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才是当前转型期的正道。对于中国经济面临的短期问题和长期挑战,他说,为了稳定经济,避免发生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除了运用短期政策稳定宏观经济外,还必须采取改革措施,排除增长模式转型的体制性障碍,实现我国的产业升级。

  国企改革重回混合所有制

  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中国必须转型,只有成功转型才能够保持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性增长。然而,路在何方?

  不久前,中央提出国企改革要提倡混合所有制这个概念,一时间引发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对于重启改革的实施方案,吴敬琏认为:要采用问题导向的方法列出改革项目清单,并且从中筛选出最重要和关联性最强的改革项目—“最小一揽子”改革方案,突破关键领域的改革。同时明确提出,新一轮改革的核心应该是建立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系,完善法治,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对于当前讨论比较热烈的国有经济改革,吴敬琏认为目前仍然没有触及改革的核心问题。他说,早在十五届四中全会就提出,国企改革要实现股权的多元化,也就是现在改革的核心— 混合所有制。但是,当时,改革没有进行到底。

  早些年,他曾担任中石油的独立董事,他发现,虽然像上市公司中石油这样的许多国有二级公司都变成了股权多元化,但控制权还是牢牢掌握在政府手里,民间股东根本没有任何发言权。

  他还提到,民间资本对于参股国有企业兴趣不大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司法不公,“所以参股国企的积极性远远地低于投资移民”。而目前,这些方面的国企改革还没有看到。

  广州应借力香港金融中心

  近年来,长三角发展势头异常迅猛,作为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排头兵的珠三角则放慢了脚步。有些早年来到东莞的台资企业现在跑到昆山做生意,就此吴敬琏作出了他的判断—

  “美国波音的总部原来在西雅图,后来搬到芝加哥去了,西雅图政府就一再挽留。为什么搬走?就是因为芝加哥是美国第二大金融中心,而西雅图金融很不发达。企业要各种融资,西雅图支撑不了。”他认为,广州做地区金融中心,当然是可以的,但是不能画地为牢,辐射能力完全是自然形成的,往往是在竞争中形成的。最好的办法是要让珠江三角洲和香港一体化,香港是个世界级金融中心,可以延伸进来,这样就和全世界接上了。

  他认为,深圳一开始建立的时候想搞成一个华南地区金融中心,但是没搞成,因为旁边就是香港,怎么能够跟香港比呢?

  他说,“广东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起就一直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近年来,市场体系需要提升。另一方面,由于进一步改革经济发展、结构优化等进展都不够理想。因此就出现了,广东原本保持的优势一直在减弱的趋势。但我相信,广东有这么好的基础,又毗邻市场比较规范、比较完善的香港特区。我们一定能够借十八大的东风,在现有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革开放,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一定能够重整雄风,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对话吴敬琏:

  莫把“反腐”和“反富”混为一谈

  广州日报:大家都叫您“吴市场”。现在很多读者有疑问:这些年房价非理性的攀升、上学贵、求医贵等问题都是因为市场原因导致的,这怎么看?

  吴敬琏:房价如果由市场决定配置,不会这样疯狂,我们房价上涨的原因是因为货币超发引起的,跟市场经济没关系。

  世界上很少有我们货币这么多的国家,现在的货币流通量是GDP的200%,而世界上超过100%的国家都很少。按照现代凯恩斯主义,货币流通量的增长应该等于GDP增速加上允许的通货膨胀率,例如去年中国GDP增长7.7%,加上3%可允许通货膨胀率,为10.7%,而实际上去年的货币流通量增加了13.1%,仍然是超发。今年上半年增加14.7%,比GDP的增长高了一倍,通货膨胀压力差不多在7%。

  多出来的货币总得找个去处啊,这样就导致了物价上涨,资产或消费品价格上涨。房价就是一个例子,在分配很不平均的情况下,一部分有钱的人就把房子炒得很高。

  广州日报:可现在大家看到市场存在很多不公平的现象,认为只有政府才能去维持公平;如果政府退出资源配置,会导致社会的更不公平。对此应当如何理解?

  吴敬琏:收入不平等有两个可能的来源:一是机会的不平等,一是结果的不平等,目前中国社会贫富悬殊,主要来自机会的不平等。例如贪官污吏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通过权力寻租、盗窃公共财产、买官卖官,很容易就成了千万、亿万富翁。

  混同两种不平等,把矛头主要指向结果不平等的最大问题,是把“反腐”和“反富”混为一谈。矛头不是指向贪官和“红顶商人”,而是指向中等收入阶层的上层分子,如医生、教授、国企高管、中小企业主等,这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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