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租房背后的“堵”与“疏”困局
日租30—50，月租500—800，从三元里、上社、冼村等城中村再到天河CBD商圈的居民小区，群租房现象比比皆是。全市大约有多少群租房？两个月的打击成效如何？广州市来穗人员管理局没有给出答案。
连日来，记者通过体验和走访，发现群租房群体是一群生存在城市底层的外来者，他们或是从事低端行业，或是毕业不久，甚至只是短暂停留寻找新工作。这一群体收入有限，但同时又亟需在城市中谋得一处立锥之地。而为了对接庞大的群租需求，群租房要么就继续经营，顶风作案；要么改头换面，谎称“公寓”、“旅舍”。
群租房现象坚挺背后不仅暴露了管理困局，还凸显出外来人口住房需求和正规平价房源供给的矛盾。政府部门为保障住房安全、杜绝隐患以公权力整治群租房理所应当，但缺乏出路的“刚需们”何去何从？
■建言
盼群租房有“标准”
广州社科院研究员彭澎表示，广州群租房非常普遍，从最初的天河中心区逐步向周边旧式民居扩散，从中心城区向城乡结合部扩展。“如果仅仅只是堵截的话，没有提供合适的居住场所，反弹是必然的。”彭澎说，供求关系是不争的事实。
他曾向媒体表示，治理群租房应该坚持疏堵结合，特别要重视疏导。“广州要建更多便宜的出租屋，政府建设的公租屋尽可能向外来人员开放，因为公租屋属于保障房的概念，外来人员是享受不到的。”
记者采访时发现，多名群租客期望政府能够更柔性对待群租房，制定标准让群租房走向规范发展。居住在天河某小区的群租客廖女士直言，若是政府能够制定一定的规范，引入社会力量管理群租房源，把这些曾经无序、混乱之地改为正规的、针对低收入者的住房，或能达到公众、政府和市场的三赢。
■记者观察
只堵难疏不如制定
“游戏规则”
群租房的坚挺源于异常紧密的供求关系，群租群体为城市发展作贡献，谋求一处容身之所理所当然；但群租引发的诸如消防隐患、藏污纳垢等一系列的管理问题也是不争的事实。
以目前保障性住房供应量、准入门槛和所处地段来看，远未能满足此类中低收入者的租房需要，他们迫切的居住需求便交由市场去解决，市区“群租房”由此而生。类似于“人均居住面积少于5平方米”等一刀切的管理让这类群租客有苦难言、没了立锥之地，同时也引发广泛争议。
现实困境是，“堵”的同时“疏”是缺位的，因而问题一再反弹。寻求“堵”与“疏”之间的平衡，已是政府部门面前的考题。
香港固然寸金寸土，但在这个拥有超过700万人口现代都市中，低端的笼屋和劏房（类似“房中房”）是被允许存在的。相比起在电视中看到的笼屋，杂乱、逼仄，广州的“胶囊公寓”、“日租房”已是“豪宅”待遇。香港作为亚洲的经济中心尚能容纳笼屋和劏房，那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的广州为何不可。其实，症结不在于管——如何打压乱象；而是在于规——如何发挥政府这只无形的手，制定“游戏规则”。
早在1994年，香港颁布了《床位寓所条例》，力图改善并减少“笼屋”。考虑到床位寓所或出租床位租金低廉、地点方便，有一定市场需求，港府并非简单地取缔床位寓所，而是透过立法确保床位寓所符合消防、卫生或楼宇安全的最低标准。
参照港府经验，笔者认为，广州一方面可着手增加公租房的供应，争取扩大受惠人群；另一方面可适当放宽，对群租房设定指引规范。针对城中村供需旺盛，不妨考虑引入社会力量和村级资源筹建人才公寓，一来保证供需平衡满足村民收益，二来由政府监督改变城中村出租的“散小乱”。与其吃力不讨好，不如在现有条件内整合资源，制定“游戏规则”更为现实。
■群租零距离
记者体验群租的一夜
16时—17时图片有美感 现实很“骨感”
8月26日下午4时，在房东指引下，记者穿过天河两条城中村来到一个名为“顺景园”的小区。群租房就位于小区门口一栋楼，该小区比较简陋，楼层较低且较旧，但周围生活设施非常方便，距离上社BRT公交站只有10分钟脚程。
与网上的图片相比，这间群租房的实际情况逊色不少。这是一间3室套房，共用一客厅、阳台、厨房和卫生间。房间门口摆有一排格式储物柜，客厅里摆有电视机、桌椅、电风扇以及两张双层床。另外，客厅内租客行李物品随处可见，墙壁上电线随意拉扯，使得房间看上去非常杂乱，并有异味扑鼻，但地板和墙壁较为干净。
据房东介绍，整个套房面积在130平方米左右，但其中客厅的面积几乎占据了整个套房的一半，三个客房面积较小，每间在15平方米左右。然而，就是在这130平方米左右的套房里，摆放有10张双层木板床，共计20个床位。除去客厅、卫生间、厨房和阳台的面积，独立居住空间足人均不足5平方米。
17时—18时空调定时开放热得满头汗
“空调房长租是500元一个月，短租每晚40元。”房东说，客厅和没有空调房间的床位长租一个月400元，短租每晚35元。据房东介绍，目前已经有9名租客入住且全是长租。“租客大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在天河CBD、岗顶等附近地方上班。”房东说，她们夫妻俩和刚会走路的孩子也住这里，但他们只是“二房东”，而真正的房东每年要从租金中抽水。
记者住进了一间空调客房。该间客房面积15平方米左右，内摆设3张双层木板床，算上记者，一共住进了6个人，人均独居面积不足3平方米。拥挤的房间仅能放下一张桌子供租客共用。而房间地面插线板和电线环绕，鞋子、行李箱到处乱放，让记者觉得非常压抑。交完押金，记者已被热得满头大汗，正想回屋休息，却被告知空调房是到晚上才开放。
18时—晚上租客下班回来90后居多
傍晚7时后，租客陆续下班回来，整个套房里热闹了起来。同住一个屋檐下的租客们早已相互熟悉，看电视、玩电脑、聊天、讲笑话仿若是一家人。据了解，群租房内租客大都单身，但鲜有娱乐活动。下班后有的在客厅看电视，有的回床上玩电脑和手机。
晚上9时，房东打开了记者所住屋子的空调。此时，其他4名室友已经回家。因为都是年轻人，很容易就打开了话匣。小陈是五名租客中唯一的80后，其他四名租客都是90后。小陈说，他已经有3年的工作经历，目前刚换工作，从事P2P网贷销售工作，业务尚未开拓，还是拿微薄底薪。对于目前的居住环境，小陈非常满意。“包水电费、网络费，还有热水器、洗衣机等电器可以用。”小陈告诉记者，他已经在这里住了大半年，唯一让他耿耿于怀的就是从上个月开始房东上涨了50元房租，现在是每月500元。
晚上—次日早晨鼾声四起租客称“习惯就好”
接近零时，租客相继洗漱完，上床准备就寝。虽然套房内只有一个卫生间，但由于洗漱时间比较分散，所以并无出现排队等候情况。灯熄灭，渐渐地，屋内鼾声四起，不时有租客呓语，翻身时吱呀呀的木板声此起彼伏，有“夜猫”租客不停敲击键盘或者走动，即便空调屋温度凉爽，但记者还是难以入睡。
记者最后一次看手机，时间是凌晨2时30分，“高中生”租客（高中毕业，工作不详，房客称习惯夜归）回来。随后记者再次醒来已经是早上6时40分，短短4个小时的睡眠让记者感到大脑昏昏沉沉。此时，其他租客们仍在沉睡中，由于屋子向阳、窗帘破旧，6时多屋内就已是通亮。7时，“二房东”准时进屋关空调，随后被热醒租客相继起床洗漱，屋子内外再次响声一片，新的一天又开始，群租客劝慰记者：“习惯就好！”
■解构供求关系
谁是群租“刚需”？社会各阶层年轻低收入者为主
记者通过走访和体验，零距离接触CBD的群租者。他们大多年纪轻轻，普遍20—30岁，在社会上从事服务、网络、货运、销售等行业，承载着梦想奔走于高楼大厦。尽管部分人衣着光鲜，但收入不高，长期为生计而奔波。
三元里大道北索特莱文艺酒店旁的小路直入200米，在右手边一栋6层小楼里的2楼，租住着湖南姑娘徐昆和张丽秋。去年中专毕业后，一心来广州打拼的她们带着4000元便离开老家的小县城。“刚刚来广州做过洗头妹，也做过服装销售员、化妆品销售员，都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现在在三元里附近的皮具销售公司做客服，刚做不久所以跟阿秋一起先住床位房，定下了再租房。”仍一脸孩子气的徐昆说。
广西妹子文颖，她在广州念完大专，学习电子商务的她现在还在找工作，“之前有在三元里卖过皮包，但老板嫌我英语不好，人也不太灵光，就把我解雇了。”容貌清秀的文颖说，现在身上的积蓄不多，所以才选择便宜的群租房，当务之急是赶紧找一份称心的工作，“不包吃也得包住。”
“顺景园”租客小刘说，城中村也有单人房，但是相对比较远，配套和生活设施远没有目前这个好。“上社的租房情况我都详细了解过。”小刘刚辞掉一份工作，目前在培训机构学习C语言，尚无稳定的收入。小梁是所接触租客中学历最高的，今年刚从济南一所A类本科院校毕业，目前在某杂志社做采编。“实习时候没收入，看便宜就租下了。后来发了工资想换租，但跟房东签了长租合同，租期未到要扣押金，所以干脆不换了。”小梁说道。
谁是群租提供者？“二房东”应运而生
面对庞大的群租需求，与员村、上社、冼村等城中村贴满花花绿绿的“日租房”、“月租房”招租广告相比，CBD周边的中介公司显得低调冷清。记者沿着体育西路和天河南走访一圈，询问多家中介公司，他们不约而同称没有或极少群租房房源。
天河南X宝地产一名知情中介告诉记者，群租房房在业内又称“短租房”，这类房子很少由房东直接经营，而是有房东外包给“二房东”，“二房东”缴纳定额的租金签订数年合约，在不改变房屋结构的前提下，投资增加床位和配套，“例如把一间单人房变成4人房，两房一厅住超过10人是常见的事，有的‘二房东’也住在里头。”
记者发现，网上联系人几乎都不是房东，多数是“二房东”。在岗顶城中村，一间25平方米的单间月租约为2000元，改装成10个床位的群租房后，按每个床位月租350元来算，一个月收到的租金为3500元，接近单间租金的两倍。
名为“好口碑”的群租房，位于岗顶城中村里的一个老旧小区中，要兜兜转转绕几条街才能找到。联系人阿紫是个20多岁的外地人，从她口中得知她是“二房东”，也住在群租房里面。这是一间男女混住的群租房，进去就能看见大厅，大厅摆着两张高低床铺，显得更加狭窄。阿紫说，房客大多是90后的打工女青年，也有准备考证考雅思的待业毕业生。“这里交通便利，价格低廉。对城市‘蚁族’最具诱惑力的。”但她对自己的职业和收入绝口不提。
前述中介表示，在天河六运小区一带，随着外来人口的激增，潜藏于大楼“二房东”有几十人。他们在城区相对收敛，基本依靠网络寻觅客源，很少借助中介公司；而在城中村，他们比较大胆，以贴小广告来吸引注意。据其估计，按照床位日租40元来算，一名专营群租房的“二房东”除了能解决自己住宿问题，每月还能有2000元或以上的纯收益。
“堵截”群租房衍生新现象
记者查询发现，尽管2014年广州推出史上最大的6709套公租房，覆盖天河海珠区荔湾等区，但准入门槛基本锁定在广州户籍困难家庭，外来人口无缘参与。据资料显示：已有1.5万户家庭申请轮候公租房，尚且供不应求。在没有明确、可行的疏导渠道时，面对市场庞大的群租需求，有房东开始变通对接，声称出租屋为“旅馆”或“青年旅舍”非群租房，而有些“房中房”中介也开始“盯”上群租房分流的人群。
群租房改头换面称“旅业”？
此前有媒体报道，部分“太空舱”公寓或胶囊公寓有所收敛，不过，有知情者透露，其实“太空舱”和“胶囊”公寓并未杜绝，在城乡结合部更是遍地开花。
白云区三元里地铁C出口往矿泉街方向走300米，就到了华X酒店。这一带是专业市场商贸区，人流繁杂，旅业生意极好。该酒店除了一般标间还有特色的“太空舱”，广告标价68元一晚。
记者以租房为由被带上二楼，全层均是“太空舱”。记者看到，这是一间单人房，约20平方米不到，原本的床位被撤去取而代之的是四个“太空舱”。“太空舱”为1.5米X1.8米大小，“舱门”是一层竹帘，“太空舱”分为两层，位置狭窄，按规定一个房间能住4人。总台业务员表示，“太空舱”有几十个，租住率超过五成至八成，主要是旅游和商务以及找工作的人，“相比于标间150元，68元一晚的‘太空舱’性价比凸显。”她说，若是愿意长期居住（月租），每天房费50元，每月1500元，年租或半年租价格可以更优惠。面对记者关于群租房的质疑，她回答说：“这是‘太空舱’，新形态的青年旅社，况且我们是有酒店营业执照的。”
相比华X酒店改建的有证“太空舱”公寓，记者走访的天河北、广州大道的学生公寓、家庭旅馆则可能涉嫌无证经营。在网上输入天河，很容易找到家庭旅馆和求职公寓，规格多数为10平方米的房间分布有6或4个床位。
记者在六运小区联系搜房网上的房东廖先生，他介绍，该房前身是公司办公处所，后经由改装而成。出租屋没有大厅，打开门就是一条不足一米宽的曲尺走道，走道上摆满了鞋子和水桶。五间小房被单独隔开，有厨房、浴室和阳台。据廖先生介绍，只接受为期半年以上的长租，入住需要登记身份证信息并签订合同。看到墙上和门上张贴着住宿管理条例和消防安全告示，廖先生坚称房子是青年旅舍管理：“身份证信息要到派出所登记，我们每个月都要缴税，是受法律保护的。”而记者了解到，广州正规的国际青年旅舍只有两家，分别位于越秀区共和路和荔湾区芳村陆居路。
“房中房”趁机揽群租客？
有中介表示，如果打击群租房，从疏导群租客而言，“房中房”无疑一定程度获益。但能从群租房转到“房中房”必须符合两个硬件，一、签订长租约（起码半年），二、群租房中的高收入者。
从2009年开始，广州就刮起一场整治“房中房”的风暴。仅天河一区，就摸查到区内有1000多套“房中房”，当年清理了600多套，“房中房”主要集中在天河南、林和、石牌三个街道。不过，由于庞大的市场需求，这一现象屡禁不绝。
记者走访发现，在天河南和体育西一带，群租房的价格在400—800元，而“房中房”（单间）的月租价格在1200—1800元徘徊。天河城旁的X强地产中介说，基本上所有标榜的单间都是“房中房”，由于面积达到15—20平方米，所以不属于群租房之列。政府正在打击群租房，一定程度让群租客产生疑虑。“有些有条件的群租客前些天来问过价，但还没达成意向，毕竟是以前房租的两倍。”
湖南籍大学生小王实习期住在天河体育西小区里群租房。他说，因户籍限制，政府的廉租房无法触及，地处偏远的房源不能解决“近火”，住宿选择面其实很窄。小王坦言，群租房是无奈选择。“若是工作稳定收入保证，就转投‘房中房’，起码有个独立的空间。”
一间地产公司中介李先生表示，六运小区内的“房中房”有几十套，近来生意比较火热，基本上挂出来一天就出租了。他说：“或许是受到整治群租房的影响，（房中房）客流比以往多，租客多是附近基层小白领和应届大学毕业生。”但他强调，受限于收入和消费水平，群租房租户集体转战“房中房”的可能不大，但个别有条件、有改善需求的租客，很可能在这个时段关注其他租房出路，“房中房”成为选择之一。
策划 谭亦芳
撰文 见习记者 朱伟良 詹鹏飞
记者 张西陆 实习生 詹泽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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