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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清“拆城能吏”的功与过:烂摊子留给继任者?

https://www.biud.com.cn 2014年11月24日08:06 家居装修知识网  

  离开大同、就任太原市市长一年有余之后,耿彦波仍旧被大同市民“记挂”:一面是依依不舍的情感,甚至“请愿”挽留;一面是不断的投诉和举报。这一切都源自于耿彦波的城建政策。不独耿彦波,大拆大建成为诸多中国地方主政者的治城模式,它让城市焕然一新,在一段时间内也受到市民的欢迎。但拆建留下巨大债务包袱和社会问题,长久看来,后患不容忽视;城建背后的行政决策模式,更值得放在依法行政、现代治理的背景下重新审视。

  大拆大建往往都需要持续不断地“烧钱”,寅吃卯粮因此成为许多“拆城能吏”留给城市的“负资产”。在持续几年的“大干快上”之后,城市之“表”焕然一新,城市之“里”却积弊重重。

  两年前我去武汉采访,跟出租车师傅聊武汉城建的话题,不可避免地聊到了被当地人称为“满城挖”的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闲谈间,师傅对“江城处处皆工地”也有些抱怨,但我能感到他对地方政府大拆大建的规划是满意的——他说,现在有些武汉人骂“满城挖”,但等几年城市建好了,大家会给阮书记竖大拇指。

  印象中武汉确实像一个“大工地”,据说一度有5000多个市政建设同时在建。对于“满城挖”这个绰号,阮成发坦然接受并明确表示会顶着骂名继续挖。“我们很容易找到理由让一些建设工地不开工,但是,事隔三年、五年或者十年后,当我们回头看,我们不这样做,我们会对不住这座城市。”这是阮成发2011年履新之后的一段公开讲话,那位出租车师傅对武汉城建的评价,或许就与此有关。

  “拆城能吏”赢得民众拥戴,阮成发不是孤例。另一个因大拆大建而名动天下的地方官员,是山西太原市市长耿彦波。从晋中榆次到太原,再到大同,再回到太原,耿彦波走到哪里就把大拆大建带到哪里。尤其在担任大同市长的5年间,耿彦波主导的复兴历史名城计划,更让大同的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强势再造新大同,让耿彦波拥有了一个规模不小的“耿彦波粉丝团”,这些人或为耿彦波的个人魅力折服,或是耿彦波大拆大建的受益者。2013年耿彦波赴太原任职的调令曝光后,其支持者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挽留请愿活动,有些人还有下跪、大横幅、喊口号等举动;今年10月,时任大同市委书记丰立祥落马,“耿彦波粉丝团”再度发起请愿活动,希望耿彦波能重回大同担任市委书记。

  在以往的媒体报道中,很多人对耿彦波的认识,主要源于他的城建功绩以及这个“耿彦波粉丝团”,但对这位“城建市长”的另一面鲜有了解——最近有媒体报道称,耿彦波的大拆大建导致了大量的拆迁安置和补偿的问题,民间对他的投诉和举报从未间断;当地人给他起了个“耿一指”的绰号,意思是说耿彦波指哪儿拆哪儿;耿彦波曾提出“建设一个新城,改造一个旧城,挖掘一个古城”的规划,但动辄数百亿元的投资让地方财政债台高筑——当地有官员评价耿彦波:“用5年的时间做了别人50年做的事,也用5年的时间花了别人50年花的钱。”

  为在短期内出政绩,很多官员都将大拆大建当作突破口。为城市“整容”,建几栋排名世界前列的高楼,修复几处彰显文化底蕴的古迹,往往是一些官员上任后烧出的“第一把火”。与在改善民生、改革教育、提升医疗保障等方面投入时间精力相比,靠大拆大建谋求“看得见的政绩”,更能让官员迅速站稳脚跟;在有限任期内积累更好看的政绩成绩单,也能让官员在谋求升迁时有更多筹码。

  问题在于,大拆大建往往都需要持续不断地“烧钱”,寅吃卯粮因此成为许多“拆城能吏”留给城市的“负资产”。在持续几年的“大干快上”之后,城市之“表”焕然一新,城市之“里”却积弊重重。然而,通过透支城市未来换取漂亮的政绩成绩单后,那些“拆城能吏”拍拍屁股走了,烂摊子就留给了继任者。

  尽管中央多次强调“新官要理旧账”,但出于同样的政绩冲动,新上任官员基本都会另起炉灶,前任官员“未完成的事业”也就不可避免地“烂尾”了。典型的例子是,在耿彦波调任太原之后,大同市陆续叫停了耿彦波主导的125项工程。不能说这种叫停一定是非理性的,但最终为这些烂摊子埋单的仍是当地百姓。

  工程腐败是另一个问题。近几年,城建已成腐败高发领域,因涉嫌工程腐败而倒下的官员不计其数,其中就包括另外几位著名的“拆城能吏”,比如被称为“拆迁大佐”的原云南普洱市市长沈培平、被称为“李拆城”的原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有“季挖挖”和“砍树市长”之称的原南京市市长季建业,还有吉林省舒兰市“史上最美最狠拆迁女市长”韩迎新……他们大都因拆迁腐败而仕途折戟。

  身处城市化浪潮之中,城建确实是国民经济中的一个热点议题,城建也并不必然导致腐败。但从那些倒台的“拆城能吏”的案例来看,问题往往在于扭曲的政绩观会给腐败可乘之机。要超越城市的发展实际和可承受能力,强力推行一系列形象工程,必然要求地方主政者在决策时非常“霸道”。这意味着“一把手”会不顾反对意见,意味着“拆城能吏”说一不二,甚至意味着公然违抗中央政令。

  地方官员如果太急于出成绩,不按常规行事,就容易被扭曲的政绩观引向歧途。从现实来看,那些喊出“三年有起色,五年大变样”口号的官员,未必都像沈培平、李春城、季建业他们一样涉腐涉贪,但这种急功近利的发展模式无疑有极大的隐患。当“拆城能吏”罔顾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之要求,自以为是地当起“城市设计师”,不仅会让百姓遭受更多的折腾,更会打乱城市健康发展的节奏。

  无论是碌碌无为的庸官,还是激进冒失的“拆城能吏”,都不是城市之福。单从结果看,官员在任期内大拆大建,确实能给城市带来一些新变化、新成绩。但必须明确的是,在评判地方官员的行政作为时,从来都不存在“将功补过”这一说。如果有哪位“拆城能吏”以为靠“大干快上”能给自己求到护身符,能让自己在犯事后获得从轻发落,这个如意算盘恐怕打错了。从城市自身的客观实际出发,尊重城市建设的规律,敬畏民意,才能想出比大拆大建更科学的城建方略。文/苏剑一(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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