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产商张欣：我为什么到国外做慈善？
每当中国的企业家们在国外做出大笔捐助时，总能在国内引起各种舆论解读甚至斥责。当SOHO中国潘石屹及妻子张欣宣布捐出了1亿美元用于资助中国优秀学生到国际顶级大学就读本科学位时，他们就遇到了这种困扰。
12月4日，《纽约时报》刊登了SOHO中国CEO张欣为其撰写的专栏文章——“The Rise of Chinese Philanthropist(中国慈善家时代到来)”，文中回忆了自己在求学经历中接受到的学业捐助，也谈到了自己企业家做慈善的看法。
在文中，张欣表示与先生潘石屹的捐助宣布后立即在国内引起了争议。“有的人给了我们非常大的鼓励，也有的人质疑我们为什么不跟国内的高校合作，慈善再次成为网络和媒体的热门话题”。
对于那些质疑的声音，张欣回复道：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特征就是全球化。持续的对外交流、融合对中国来说至关重要。我们的目标正是，让那些最优秀的人才成为衔接中国和世界的桥梁，为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腾讯财经 刘利平 发自北京)
以下为张欣发表在《纽约时报》的中文译稿全文：
《中国慈善家时代到来》
我从未想过我有一天会成为慈善家。我是1965年在北京出生的，之后搬到了香港。我在那里当上了工厂女工，我的少女时代就是在缝纫衬衫的日日夜夜中度过的。而今天，我是中国最大的优质写字楼开发商SOHO中国的CEO。
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年经历了飞速发展。今天，中国的亿万富翁数量正以全球最快的速度增长，从十年前的一个都没有，激增到今天的242人(据福布斯杂志)。
尽管30年的快速发展造就了一代富裕的中国人，但是我们对慈善事业的投入远没有与财富的增长呈正比，尤其是和西方对比来看。不过，我相信这一现象正在改变。新一代的中国人感激社会变革所带来的机遇，回报社会的意识在逐渐增强，越来越多的人希望为中国和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
我们这一代人的成功故事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出生于中国的计划经济时代，那时候，大家在物质上都不富裕。被倡导的价值是“为人民服务”，没有脱贫致富的渠道， 更没有回报社会的慈善机构。慈善文化和传统在当时的中国不可能存在，没有慷慨的慈善家，更没有像洛克菲勒、卡内基那样的慈善家族。我们成长的过程中从未有 过慈善的榜样。当时的中国与外部是完全隔离的，没有太多渠道获得外部的信息。所以，没有一个小孩会梦想当慈善家。
然而在1978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的企业家精神重新得到释放，我们这一代人因此迎来了新的机遇。我们开始到国外学习、创业，很多人通过前所未有的方式富裕起来。
对我们这一代的中国人来说，与西方世界接触的第一个纽带就是国外留学时得到的经济资助。我们那时都不富裕，只有满腹的热情。可以说，我们是一群“PHD”，poor贫困，hungry饥饿，determined但意志坚定。经济资助彻底改变了我们的人生。
上世纪80年代，我也是在助学金的帮助下才完成了在英国的学习，先是在苏塞克斯(Sussex)大学读完本科，之后又在剑桥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这些教育经 历最终让我有机会进入华尔街工作。1995年回到中国后，我和先生潘石屹一起创立了SOHO中国。潘石屹也是教育的受益者，他出身于中国西部的贫困农村， 是上大学的机会让他走出农村生活，投身到巨变的中国社会中。
大学教育是我人生中最重要 的转折点。教育打开了我的眼界，给了我在国际舞台上所需要的知识，并给我勇气回中国创业、不断创新。如果没有经济资助，我可能没有机会接受大学教育。不仅 是我自己如此，那些现在活跃在广告、咨询等各个行业的精英们，可能没有机会为我们今天看到的、现代化的中国做出贡献。
在我回到中国后的十年里，我的很多朋友也都回来了。中国越发国际化，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WTO)，之后又在筹备2008年北京奥运会。经济快速发展。 同时，随着网络和社交媒体的迅速扩张，社会透明度大大提高。这种变化也促使中国企业和政府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如今，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 要。
在改革开放后的早期，大部分慈善捐赠用于抢险救灾和偏远地区的学校建设。我也是其 中的一员，曾经捐助过2004年东南亚海啸。之后，我和先生开始在中国西部的青海、甘肃等贫困省份建设学校。我的先生就是甘肃人，在那里出生、长大。我们 也援助过2008年的四川汶川地震，那场灾难夺去近7万人生命。那场地震激发了所有人的善意和善举，而且让慈善成了人们现在还在讨论的话题。
我们初期的慈善工作常常是分散的，主要解决那些急迫的需求。然而，这种“创可贴”式的方法无法为那些长期问题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我们需要一个可以承载我们 的长期慈善意愿的方式和项目。回想起教育给我带来的新机遇，教育就是最接近我的内心的公益事业。我深信教育是改善社会流动性的关键因素。
2005 年，我和先生成立了SOHO中国基金会，专注于改善贫困地区的教育质量。第一个项目就是培训西部的乡村教师。在之后5年的时间里，我们资助了1,700多 名乡村老师到北京接受暑假培训，让8万多名小学生受益。我们看到合作学校落后的卫生情况后，我们又帮助建设了45个学校公厕，让35,000多名学生受 益。
在和那些乡村学校一起工作的过程中，我意识到机会对于贫困地区的学生来说是多么的 有限。中国的快速发展加重了社会的贫富分化，大城市和小城市、农村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在大城市，很多富裕的中国人送子女到国外学习，而另一方面，很多优 秀学生因为经济问题而只能放弃这种机会。如果出国留学的机会只是富人的特权，而不是以价值为基础，那将会是潜在的社会风险。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沉重的经济 负担，会成为那些优秀学生追求世界最好教育的限制，他们甚至可能连申请的尝试都不会做。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成立了SOHO中国助学金，并捐出了1亿美元，用于资助中国优秀学生到国际顶级大学就读本科学位。我们的第一笔捐款1500万美元捐给了哈佛大学，第二笔捐款1000万美元捐给了耶鲁。
这些新闻一宣布就立即在国内引起了争议。有的人给了我们非常大的鼓励，也有的人质疑我们为什么不跟国内的高校合作。慈善再次成为网络和媒体的热门话题。
对于那些质疑我们的声音，我想这样回复：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特征就是全球化。持续的对外交流、融合对中国来说至关重要。我们的目标正是，让那些最优秀的人才成为衔接中国和世界的桥梁，为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
今年，当我们决定要成立SOHO中国助学金时，我想到了当年与巴菲特见 面的情景。2010年，沃伦？巴菲特和比尔？盖茨来到中国，鼓励高净值的社会精英和中国企业家参与到慈善事业中。在那次见面中，巴菲特跟我们分享了自己的 经验：尽管他之前一直在捐赠，但有一天他忽然发现捐赠的速度并没有赶上赚钱的速度。80岁那一年，他决定把个人财富中的很大一部分捐赠给盖茨基金会。巴菲 特的故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让我开始考虑有规模的捐赠，而且是“不要等到太晚才做”。
我们宣布成立SOHO中国助学金后不久，我听到我的朋友、香港知名房地产开发商陈启宗和他的家族向哈佛公共卫生学院捐赠了3.5亿美元的消息。他们随后又向母校南加州大学捐赠了2000万美元。而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创始人的马云和联合创始人蔡崇信也宣布他们将把2%的阿里巴巴资产捐赠给慈善基金。
我相信，2014年是中国慈善界的转折点，而且这仅仅是个开始，中国的慈善事业蓄势待发。这群快速成长的中国企业家并不想追求权宜之计，他们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密切参与全球事务，希望能对中国和世界产生积极长远的影响。他们把这个看作自己的责任。
在助学金的帮助下，我从一个工厂女工、到大学生、再到一个企业家和CEO。我的身份有过多次转变，然而，最让我欣慰的头衔是慈善家，而且我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都可以以它自居。世界对中国慈善家也充满了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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