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三界碑下的经济落差
2014年2月，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使得这一区域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三界碑”是京津冀三地的交界之处，对于生活在三界碑下的三地居民而言，他们的生活被碑座上的鹅卵石及其延长线划分得如同天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近日从三地交界处地标“三界碑”出发，深入三地农村采访，倾听村民讲述“三界碑”下发生的故事，梳理老百姓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期望。
北京京郊的这个春天，花满山头。
一座高约1米的三棱界碑静静地伫立于长城烽火台旧址上，“北京”、“天津”、“河北”字样分别镶嵌于界碑的三面，沿着扇形界面无限扩大的空间，便是京津冀三地。在临近北京的这些村民眼里，要跨越这座界碑划出的扇形界面，远比翻过这道长城难。
不过，上一个春天的梦想终于在这一季破土而生，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顶层设计历时一年最终落地。循着三地之界，《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行走其中，一线之隔下的三个村子，梦想中的共赢同富，在这个春天，再度发芽。
界碑“划出”不同生活状态
一路沿着京平高速飞驰，车窗外晕染开的山脉，如同溪流中的光影轻轻滑走，待行至平谷将军关，长城的脉络清晰可见。山峦与长城将首都与临界的河北、天津层层阻隔。若山峰是自然的屏障，长城则是历史人为的边疆。在自然与历史的双道隔绝之下，如今京津冀三地交界地带的百姓生活究竟是怎样一番图景？
不经意间，路面开始颠簸。蓝色的路牌提示已入河北界，过了界就是河北省兴隆县。据了解，由于富含矿藏，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煤矿、金矿、铁矿曾让兴隆县的不少村镇发家致富，名噪一时。
从北京平谷跨入河北兴隆县，《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走进的第一个村落名叫陡子峪村，在这里遇到了一家农家院的小老板刘学通。据他介绍，农家院过去几年的生意靠着本地的客人还算凑合，但自打今年起生意就大不如前。为了维护生态环境和保护农耕地，当地政府大力整治非法开矿，县里很多村镇都停止开矿了。没有了矿井，村民也开始另谋生活出路。
当记者问起北京和河北的区别是什么时，刘学通拿饭馆生意举了个例子，“北京的税很低，河北的税很高”。
刘学通说，从去年12月开始，他的农家乐生意各种工商税费才减少了几百元。以前，每月上税基本要花掉1300元。靠着开饭馆，刨去全家人的正常开支，小刘过去一年存了大约三万元存款。《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北京市政府地方税务局网站了解到，早在2005年起，北京就落地了一份《关于京郊农民从事“农家乐”观光旅游服务业务税收管理问题的通知》。文件规定，月营业额未达5000元的农家乐业务，一律给予免征营业税照顾。据了解，这是全国制定的第一个农家乐税收优惠政策。
受北京平谷的种种税收优惠吸引，刘学通选择在北京平谷黄松峪开了另一家农家乐，“黄松峪是一个景区，地处京东大溶洞和天云山。这几年那里游客非常多，农家院的生意也非常火爆。”
新的农家院开业没几天，刘学通已然觉得收获颇多，据其介绍，在今年清明小长假期间，他在北京平谷新开的农家院一天的收入达到了4000多元，相比之下，自己在陡子峪村的饭馆只有一两千元的毛收入。他向记者坦言，赶上淡季，陡子峪村的店面能有几百元的收入就已经算不错了。
转到界碑的另一面，便是天津。
在半山腰的西大峪村里，正忙着收拾餐桌的店老板娘看到记者，干脆放下手中的活，开始讲述这里的生活。围上来的村民渐渐多起来，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村民处了解到，西大峪村里有口机井，每年春秋各一次向村里各个老百姓家里的水窖打水。有的人家水窖大，有的人家水窖小，因需而变。村民说，水窖储水，水质其实还可以，但总归没有自来水方便。而且，一年只能窖两次水，如果水吃完了，不够用，还得开车到附近有水井的地方找水。“水窖还是大队时候打的，只有通了自来水才方便，但至今也没听到有家家户户通自来水的话儿，”老板娘的言语里不免带着抱怨。此时蹲坐在一旁的老板韩先生也打开了话匣子，他告诉记者，村子坐落半山腰，总共差不多1500多口人，挨家挨户打井很困难，于是水窖便成了标配。但村子里也确实有家境太差的，就连一年两次，每次100元的深井水都喝不起，只好等到下雨天，从房顶上顺着房檐接雨水用。
而距离并不远的北京将军关村，村里通上自来水已有20多年。
贫困带的蜕变
车子继续往前行驶，当路面不再颠簸，便到了将军关。地处平谷区域东北部金海湖镇境内的将军关是北京东北地区与相邻省市交界的重要隘口。直抵北京市区的公交与村口连接，路旁店铺和水果商贩更平添几许热闹市集的味道。不远处，紧邻路旁一片至少二十个独栋别墅的居民区更是令人惊讶。
界限，硬生生在这片土地上划出区别，将那些属地在京外的村子甩得老远。
西大峪村村民指着土路说，现在就算整个天津也很少能找到这样颠簸的路面了，更何况是蜿蜒崎岖的盘山路。“虽然跟北京搭界，但是北京的路修得特别好，等过了界以后，一下雨这里就成了河滩。”
一边是宽阔平整的柏油马路，一边却是坑洼泥泞的乡间小道。据《经济参考报》的报道，陡子峪乡党委书记司海涛曾表示，从将军关村过来，北京为市级路，相接的则是当地的县道，现在希望把县道升级成省道，但得向省里面申请项目资金。司海涛说，北京与河北公路对接都存在这个问题，不对接，从北京密云到河北六道河的连乡公路修了八年都没修通。
数十年来，差距似乎并未被缩小。早在2005年8月，亚洲开发银行公布的《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首次提出：“环京津地区目前存在大规模的贫困带。”报告中提到，在国际大都市北京和天津周围，环绕着3798个贫困村、32个贫困县，272.6万贫困人口。
对此，亦有分析人士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指出，在“一省、两市、三个行政区”的格局下，多年来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划上，始终各自为政，未能有效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另外，巨大的公共政策差异亦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障碍。
但这一切正在发生变化。
4月30日，《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获批，从目前的规划看，以交通为主的基础设施在京津冀内部联通最为重要，为此京津冀将打造一小时轨道交通圈，同时打通断头路。截至今年4月，京津冀三地之间仅断头路就多达2300公里，目前河北与京津之间仍有18条断头路和24条瓶颈路。按照现有规划，京津冀一体化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一部分非政治中心的功能，要在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等重点领域率先取得突破。
站在三界碑往河北方向看去，一条盘山公路正在修建。据悉，这条路将更加方便当地的村民，交通一体化先行的京津冀协同发展也在这里悄然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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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差距根源在于公共政策差异
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北京、天津、河北三地来说，都意味着新的机遇。三地之间的差距究竟该如何协调？生活水平、公共服务设施以及居民财富收入的巨大差异，会否随着最终规划的落定而慢慢缩小？
针对这些问题，《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昨日（5月10日）专访了河北工业大学京津冀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张贵。
NBD:三地之间的差距，是北京跑得太快，还是河北、天津跑得慢？这其中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张贵：这依然是体制问题，在现有的机制下，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不是来自于市场和企业，投入的主体依然是政府。而现在的局面则是分灶吃饭，各花各的钱，有多大的能力就干多大的事。对比北京和河北、天津，相对地，北京的财政投入更多，能力更大。在三地投入上，河北的财政和差距相比北京、天津非常大。因此在现有的财税体制下，这样的差距可以理解。
NBD：此次《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到了通过交通一体化以及产业升级转移等领域的调整，在您看来，这能否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局面？
张贵：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和缓解。现在投入主体是政府，但需求是多方面的，一体化的过程当中，涉及轨道交通、港口以及公路建设的项目，可以看到都试图借助社会力量。包括组建京津冀轨道交通投资公司，社会的力量更多的参与进来。这也改变了之前单纯靠政府投资的模式，现在PPP模式（公私合作模式）开始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从投资资金来源看，公共预算只是“预热”，而政府主推的PPP，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资金来源等困难。
NBD：如何缓解河北与其他两地之间存在的差距？
张贵：三地合作要形成共赢。北京应该与河北、天津成立引导基金，一部分做基础投入建设，差距就能得到缓解。另一方面便是借助社会资本的力量，现在三地之间的再投资，很多时候还是各自下一盘棋，有自己的地方预算，单纯的政府投入远远不够，还需要更多社会力量的进入。
NBD：之前的一项调查提到了“环京津贫困带”的改变，在国际大都市北京和天津周围，环绕着3798个贫困村、32个贫困县，272.6万贫困人口。如何改变这样的发展现状？
张贵：这些现象在当年被称为“灯下黑”，目前，京津冀三地正在全力推进合作，实施交通一体化。河北、北京正在共同推进建设北京新机场临空经济区。河北、天津各投资10亿元，组建了渤海津冀港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特别是2014年以来，北京的很多产业正在进行疏解，从大红门到动物园批发市场的产业转移，将在一定程度上反哺和辐射当地。按照国家的发展周期，从短期到中长期，贫困带的现象将逐渐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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