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和他的经济人生：再次进入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
樊纲和他的“经济人生”
李德尚玉
[樊纲试图用经济学的逻辑分析社会与人生的问题，曾用经济学的视角探讨“无为”与“野心”、金钱与权力、“为他”与“为”，并以此求解“人生方程”，谱写自己的“经济人生”]
“经济学是选择的科学，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就是幸福和痛苦，不是金钱和成本、收益、利润什么的，就是幸福和成本。所以，我说，经济学是完全用来分析人生的各种选择的。”两年前，樊纲在评论自己的著作《经济人生》时说道。
樊纲试图用经济学的逻辑分析社会与人生的问题，曾用经济学的视角探讨“无为”与“野心”、金钱与权力、“为他”与“为己”，并以此求解“人生方程”，谱写自己的“经济人生”。
只是不知道，樊纲的“人生方程”是否测算出2015年6月，63岁的他再次成为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经济金融专家委员。
再次进入货币政策委员会
央行近日公告，经国务院批准，任命樊纲、黄益平、白重恩为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樊纲，男，63岁，中国社科院经济学博士，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暨“过渡经济学”。著有《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改革的政治经济学》。论文集《走进风险的世界》和《发展的道理》等。
这不是樊纲第一次当选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2006年至2010年，樊纲就已成为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经济金融专家委员。
“可以说是众望所归。他是中国学者中最早对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关系进行系统分析、对历史上的一些争论进行系统整理的经济学家之一。”在樊纲第一次就任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时候，某时任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就曾如此评价过他。
樊纲也是最早对上一轮中国经济过热发出预警的经济学家之一。在2003年非典刚刚结束不久，经济增速还很低的情况下，他根据当时投资增长率持续加速的趋势，提出“当前特别应该重视的宏观经济政策问题仍然是如何防止投资过热的苗头”，为政府后来采取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提供了依据。
在《世界商业评论》评选的2004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十大经济学家”中，樊纲的名字赫然在列，他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在中国出色的理论阐释者，他的《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和综合》奠定了他在中国经济学界的地位。
温和的货币政策观点
樊纲的货币政策观点较为温和。他曾表示货币政策应该适时调整：在面临各种新的问题的时候，要不断地应对各种新问题。
“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是一种短期政策，它就是要根据情况的变化而不断调整，这些调整应该是符合现在整个经济变化的趋势的。”他曾说。
事实上，樊纲的观点恰与央行的货币政策思路一致。
自去年11月起，央行出台三次降息两次降准政策，并在2015年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表示，“要保持适度流动性，实现货币信贷及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盘活存量，优化增量，改善融资结构和信贷结构。”
在近期的一次论坛上，樊纲表示，在针对经济过热时采取紧缩性政策是必要的，可以解决资产泡沫问题，但目前我国经济已呈现正常发展，许多紧缩政策如住房限购等应暂时退出舞台。“2015年，货币财政政策会趋于中性，而不会继续过紧。今后几年，我国的GDP会维持在7%以上，保持稳定增长。”
在他看来，中国的这次经济调整至少需要6到8年的时间，就算目前市场健全程度相比1993～2002年间高一些，也需要6年的时间。“(经济调整)我们真的需要至少6年到8年的时间，我们现在走过4年，最好的希望是明年，就是第五个年头经济开始触底，后年算是结束这一轮的低谷。”
针对中国经济，樊纲表示，上一轮经济过热调整用了8年，经济从1995年开始往下滑，之后两年就是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有金融刺激政策但并没有奏效，一直到2002年还有通货紧缩。如今2011年开始了新一轮的经济调整，“我们现在才走了4年，对近期的经济我不是很乐观，调整远远没有结束。”
他还认为，当下的产能过剩还叠加了2008年刺激的遗留问题，再加上各种紧缩性政策迟迟没有退出，清理起来就比较困难。与世界很多国家利率为负相比，中国基准利率依然很高，还有各种贷款限制和财政支出的紧缩性政策。
谱写“经济人生”
樊纲将自己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奉献在了经济领域，却并不拘泥于此，他试图以经济学理论解读人生。
他在《经济人生》一书中，侃侃谈起自己在农村的那段时光：“回过头来想，我们这一代人从那个经历当中最大的收获是性格得到磨炼。另外，还有一大收获，就是从最底层开始了解中国社会，这些是从书本上永远学不到的东西。也就是说，当今天你在思考关于国计民生的一些很重要的课题的时候，会想到仍然生活在山村里的老百姓。”
樊纲最推崇的一句话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樊纲一直有一种自觉意识，要建立经济学人的独立人格。
在《经济人生》中，樊纲试图以经济学中的“外部效应”解释我们所处的“竞争性社会”的规律;在诸事不可兼得的“边际条件”下，如何做出选择;从“收益与成本”理论出发，论证人应该怀有对“成就”的偏好，不能过于“闲在”。
樊纲甚至还论证出“理性人”都在追求一种使幸福最大化的“最优选择”，却为何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活法”。就是如此，樊纲身体力行地谱写着他的“经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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