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揭举家偷渡的美漂生活 20多人住10多平地下室
举家偷渡到美国的家庭在美国过起了蜗居生活。“蜗居”这个09年在中国悄然流行的词也可以用在大洋彼岸一些华人同胞身上。他们有人习惯了蜗居的生活，有人为了儿女学习甘愿蜗居，也有人为学业而蛰伏斗室，更多的是迫于生计，不得不挤一挤。
“蜗居”这个09年在中国悄然流行的词也可以用在大洋彼岸一些华人同胞身上。他们有人习惯了蜗居的生活，有人为了儿女学习甘愿蜗居，也有人为学业而蛰伏斗室，更多的是迫于生计，不得不挤一挤。驮着蜗牛壳的他们默默地付出，辛苦地耕耘，只为明天能过得更好。
阿伟举家迁居到波士顿，更确切地说是偷渡到美国，是三十多年前的事。阿伟祖籍广东台山——全国著名的侨乡。移民到西方国家几乎是每个台山人出生后的使命，先出去的人也总会想方设法帮助老家的亲友移民，偷渡或投靠亲人是最主要的途径。
阿伟的舅舅是家族里第一个闯荡美国的人，从做唐人街的黑社会打手开始，从最底层一步步往上爬。阿伟舅舅发家致富的模式很典型：靠收保护费积累了第一桶金后，投资中餐馆，因为其他生意不会做，餐馆赚了钱，于是买房子，再出租，收租金，赚了钱再买更多的房子，更大的楼，其他理财方式一概不懂。
上世纪八十年代，阿伟家族二十多号人浩浩荡荡投奔舅舅时，他舅舅已经在波士顿唐人街买了两栋楼。但舅舅只施舍给他们一间破旧的十几平的地下室，二十多口人就挤在这间地下室。
阿伟那时十一二岁，说起“美漂”的最初经历依然情绪激动：“哪里有床？板子用砖架起来，就是床，老人睡上面，年轻的钻进去睡床板下面，我睡放鞋子的门边，插脚地方都没有，每天都要小心睡觉时被踩死。男女老少都挤在里面，什么隐私都没有”挤在这间地下室的，还有阿伟的外婆。舅舅没有给亲娘任何优待。
阿伟从那时候起明白了想在美国活下去，一切都要靠自己。唐人街是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阿伟专门学了功夫，年轻时为了抢地盘几乎每天都在打打杀杀，手上至今都有蜈蚣一样的刀疤。
熬出头的阿伟终于也有了自己的餐馆，买了房子和车，算是在美国站住了脚。但他依然好打抱不平，“我知道刚来美国的苦啊，就算现在小孩子家里再有钱，刚来美国也是不懂嘛，有华人专门骗国内新来的，我能帮就帮嘛。老人家无儿无女照顾更可怜，我也帮一下喽。”
阿伟帮助留学生始于几年前，当时他看到一个男生晚上在他朋友家的餐馆前坐了几个小时，神情不安，一问才知道，这名男生在波士顿郊区读语言学校，刚到学校就坐学校大巴到波士顿买东西，错过了回校班车，手机没电，语言不通，连学校地址都说不上来，也不敢打车。
阿伟借他手机打给父母，他父母竟然也搞不清学校的地址和名字，父母再打给帮他们办理留学申请的中介，转了一圈，才拿到了地址。阿伟开车把男生送回了学校，从此开始接送该校的学校进出波士顿。
唐人街的老婆婆们给国内寄东西时也会请阿伟帮忙。阿伟说，国内现在有的人只认钱。他有次见一个婆婆国内女儿打电话，女儿在电话里破口大骂，嫌弃母亲给她寄回来的金项链太细，根本带不出去门。阿伟气不过，夺过电话说，你知不知道你妈妈在这边做什么？她捡垃圾桶的瓶子啊，手被划破也不舍得看医生，你知道她要捡多少瓶子才能给你买一条项链？
“出来的人，总是要面子的，只会给国内说在美国的好，自己真正过得如何，都是不会讲出去的，不然给人家笑话，所以国内人都觉得国外很好，都想移民。”
不似早年被“卖猪仔”的中国人飘洋过海赴美只是单纯为讨生活，1979年后由中国移民赴美的家庭与个人参杂很多经济以外的原因。有的是为了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机会(美国只有直系亲属可以申请其父母子女和兄弟姐妹)，有的是希望父母赴美帮忙带孩子，也有的是希望父母来申请美国的老人福利以协助他们的生活等。这些人的经济情况并不宽裕，他们付不起高昂的房租，于是大多数人还是居住在中国城或中国城附近的“散房”内。赵先生在居住于旧金山的哥哥申请下，携带妻子、儿子和女儿来到旧金山。夫妇俩已是40开外的人，他们赴美的目的主要是要让儿子能在美国接受教育。因为夫妇俩不会英文，也没有什么谋生技能，只有赵先生一人在中餐馆做杂工，一家四口“蜗居”在中国城一间100多平方英尺的简陋“散房”内。
一张双人床与落在上面的单人床已占据陋室的大部分空间，床上除了有被褥外，还有隐、报纸、书籍等杂物。房间只有很窄的通道，通道另一边的角落摆放着一张小餐桌和两张折叠凳，餐桌旁的墙上钉了上、中、下三行木架，分别摆了洗浴用品、小电饭锅、吹风筒等物，架下的三个塑料钩上挂着三人的毛巾等，餐桌下的墙角倒扣着两个半新不旧的脸盆，还堆放了一些杂物。拥挤的程度令人难以相信，也不忍目睹。
目前居住在中国城“散房”的家庭多是来自中国农村且文化程度低，缺乏当地需要之工作技能的新移民，为了生存，他们只有“蜗居”在中国城狭小的散房空间内。当他们的经济状况得到改善，譬如在别的地区找到较高薪水的工作，或是其子女参加工作后，首先想到和做的事情就是改善居住环境，迁出中国城;而他们留下的空缺很快又被别的移民家庭所替代。
中国城除这些简陋的“散房”，还有一种名为酒店，实则是酒店管理式的简陋“散房”。由于房租相当低廉，很多从中国移民到旧金山的老人选择居住在这些简陋的酒店公寓内。这些酒店公寓并非中国城专美，旧金山其它少数族裔聚居的社区，包括越南裔聚居的田德隆区，非洲裔和墨西哥裔聚居的米慎区等也有很多类似的酒店公寓。
这些“散房”和酒店公寓别说无法和中国目前城市内的房屋比美，甚至不及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多数城镇的住房。大部分“散房”和酒店公寓的居住条件和环境十分狭小而恶劣。有的“散房”或酒店公寓一层楼就有二三十甚至更多的住户，狭窄的过道两旁是一间间不足100平方英尺的火柴盒般的房子。稍大的房子可以隔出一块空间做客厅，放上一张餐桌和两三张凳子；有些房子的双人床边只能容下一张小几和两张凳子。有些房间小到连一张凳子都放不下，一进门就上床。
张先生夫妇俩在中国退休后移民赴美，张先生在中国有房产，生活也十分惬意，却因为经济以外的原因到美国。中国的退休金不足以支撑老两口继续过舒适自在的生活，为了省钱，他们租了一间酒店公寓的一个房间。靠墙摆放的一张双人床已占据了房间的80%空间，床的另两边形成一个L字型通道，一边放了一张小饭桌，饭桌上放着电话，另一边则是一部电视机和堆放的杂物，经常看见出入其中的蟑螂。
这些“散房”和酒店公寓内的住房没有各自独立的厨房、浴室和厕所，只能使用公用的。各家在公用厨房内烧饭、炒菜、煲汤，然后拿回各自的家内进餐；餐后又把餐具拿到公用厨房内洗刷；洗澡和入厕亦然。住在这里的人们必须互相迁就、互相忍让，但矛盾和纠纷还是难以避免。
随着新移民不断涌入，中国城的“蜗居”现象只会日趋严重。这不但是华裔的痛，也是社会的痛。旧金山是全美房租最高的城市之一，同时该市的埃利斯法案(Ellis Act)也对租户造成不便——该法案于1985年生效，允许房东驱逐房客，终止租赁。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由于旧金山华埠房屋的租金只有其它社区的1/3，这里成为新移民的最佳选择。
李明党(Lee Ming Dang，音译)一年前与丈夫带着儿子、女儿从中国移居美国。现在一家四口住在长7英尺(约合2.1336米)，宽7英尺的单间里，房里只有两个凳子和一个上下铺。全家人只能在床上休息、吃饭与睡觉。李女士和女儿睡下床，她的丈夫和儿子睡上床。
这个小小的单间月租为300美元，即使在华埠，这都是非常低的房租。李女士说，他们一家人只能负担得起这样的费用。李女士的丈夫没有找到全职工作，现在是一名门卫，拿着微薄的薪水。
像李女士这样的情况不是个案。很多年前，华埠的新移民都是先住在廉价单人间中，等经济富裕就搬去大一些的住所。但现在由于房租上涨且薪水涨幅有限，即使是在美国生活多年的移民也只能一直住在这种小屋中。
李萍叶(Lee Ping Yee，音译：与李明党没有血缘关系)2004年来到美国，她和家人在廉价单人间中已居住了5年。每当女儿的朋友来访，李萍叶就没有地方坐，只能站在门口。
李萍叶说，这种廉价单人间经常停电，只能等到邻居做完饭，她家才能有电，开始做晚饭。作为在美国生活10年的华裔移民，对于自己现在的生活状况，李萍叶很坦然的接受。李萍叶表示，自己没有钱买房，甚至养育女儿都很辛苦，但只要一家人能在一起她就觉得很开心。
像很多华埠居民一样，虽然他们英语水平和收入都有限，但他们对以后的生活仍充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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