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供给侧改革的主战场是要素市场改革
在经历了长达6年的增速回落后，中国经济何时、以何种方式“触底”，“触底”后是何种走势，是“十三五”时期国内外关注的重要议题。我们提出“由数量追赶到质量追赶”的概念，就是一个有关的理论描述。
质量追赶大体上处在“后历史需求峰值”与“成熟增长”之间，其特征是通过提升增长质量实现中速增长，进一步缩短与先行者的距离。与质量追赶相适 应的发展条件、体制和政策环境将会发生很大变化，这就为供给侧改革提出了直接而明确的要求。在供给侧改革受到重视且有所泛化的情况下，明确目标、突出重点 至关重要。
经济转型再平衡：需满足三个条件
当前中国经济依然面临着大的下行压力，“底”在何处，从高速增长“降落”后前景如何，是“十三五”直接面对的关键问题。
中国经济增速回落，直观地看，是由以往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到中速增长，背后则是经济结构、增长动力和体制政策体系的系统转换，从大的增长过 程看是增长阶段的转换，可称之为“转型再平衡”，也就是由高速增长时的平衡转向中速增长的平衡。这一平衡的实现，将取决于三个条件。
第一，高投资触底。在过去较长一个时期，高投资主要由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构成。高投资触底，即主要取决于基础设施、房地产、出口三只 “靴子”落地。基础设施投资这一指标波动较大，但总体上处在回落状态。出口已由以往20%以上的高增长转为2015年的负增长，可以认为大体触底。房地产 投资在2015年下半年出现月度同比负增长，当回落趋稳时，很可能成为房地产投资增速触底的信号。
第二，去产能到位。严重过剩产能直接导致两个后果。一是PPI迄今40多个月的负增长，最大降幅达5.9%（截至2016年5月）；二是工业企 业利润自2014年下半年以后一年多的负增长。走出这种困局的出路，重点是在煤炭、钢铁、铁矿石、石油、石化五大行业实质性去产能。产能下来了，供求趋于 平衡，PPI才能恢复正增长，企业才能恢复盈利和再生产能力。
第三，新动力形成。“新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替代性增长，新的增长空间挤压了原有增长空间，或者说，在原有的增长空间内换了一种增长方式。这 种增长具有重分蛋糕的性质，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利益关系的冲突和重组。如果“新经济”确实拥有并有效运用了新技术、新机制、新商业模式，提高了生产率，终究 是不可阻挡的，但同时必须重视并妥善应对利益冲突引发的挑战。
以上三个条件逐步形成后，中国经济这一轮大调整将可能呈现双重底部。一是“需求底”，随着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速由负转正、全部投资增速趋稳，这一 底部有可能在今后一两年内出现。另一个则是“效益底”，是从供给侧适应于需求侧来看的，主要指标是PPI止跌回升，工业企业盈利增速由负转正，并保持在适 当水平。
这个底何时出现，将直接取决于去产能的力度和进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触底成功后，增长态势不会像有些人期待的出现V型或U型反转，而很有可能是大的L型加上若干个小的W型。
质量追赶：追赶的新阶段
中速增长期依然是追赶期，这个判断相当重要，难度主要表现在质量提升上。在现有的情况下，需要有针对性地解决好以下几个突出问题。
一是纠正资源错配。目前在行业之间依然存在着较大的生产率差异，表明要素流动不畅、配置欠佳，根源在于行政性垄断，要素的市场化流动和定价受 阻。通过深化改革纠正资源错配，仍会在“老经济”中释放出规模可观的需求，特别是有利于提高效率的投资需求。更重要的是能够提高生产率，增加收益，化解潜 在风险。这也是当前供给侧改革中“降成本”潜力最大的领域。
二是激励产业升级。产业升级包括发展新兴产业，如与制造业升级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与消费结构升级相关的生活性服务业；在已有产业中采用新装 备、新技术，如用机器替代人工；更多的则是在产业价值链上的提升，如由低端制造转到高端制造，加大设计、研发、品牌等元素的比重。产业升级将带来专业化分 工协作关系的深化，产业集中度的适当提高；将更多地开发和利用中高级生产要素，全面提升人力资本质量，优化资源配置水准；将从行业标准到工匠精神，全面推 动精致生产的制度和文化建设。
三是营造创新环境。创新与产业升级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区别在于，产业升级中的大多数内容，发达国家已经有了，我们也要跟着有，也就是前面提到的 追赶的含义；而创新则是从无到有，我们与发达国家大体处在同一起跑线上。创新必须经历一个试错过程，因而不确定性显著加大。之所以强调市场在创新中的基础 性作用，就是让更多的人参与创新，提高创新试错过程中的成功概率。
供给侧改革的主战场是要素市场改革
现阶段的供给侧改革，应当聚焦于生产要素的流动、重组、优化配置，主战场是要素市场改革。从经济转型的角度看，就是要与中国经济质量追赶新阶段相适应。具体地说，应将以下几个方面作为优先领域加以推进。
第一，切实放宽准入，深化行政性垄断问题突出行业的改革。近年来商事制度改革在小微企业准入便利化方面取得一些进展，但更有待突破的是基础产业和服务业领域。放宽准入，既要“放小”，更要“放大”。
第二，加快城乡之间土地、资金、人员等要素的流动和优化配置。中国城市化还有很大发展潜力，但重点不在现有的大城市，而在大城市之间。要把以往孤岛型城市转变为网络型城市，要下决心打破城乡间土地、人员、资金等要素流动、交易、优化配置的诸多不合理体制和政策限制。
第三，在尊重创新规律基础上营造创新环境。政府必须由以往居高临下地指定技术路线、搞规划，转向遵循创新规律，营造创新环境，让市场真正发挥基 础性作用，从而提高创新成功的概率。地方竞争是以往中国发展的重要动力，应使改进创新环境成为地方竞争的新元素，推动形成若干个有吸引力、竞争力的创新型 城市和区域创新中心。
第四，抵制各类经济泡沫的诱惑和干扰，将资源导向提高要素生产率的活动。必须牢固确立制造立国、实体经济为本的理念和政策导向。必须高度警惕、及时纠正各种形态经济泡沫的危害，把资源尽可能地引导到提升要素生产率的领域。
第五，切实调动人的积极性，完善公务员队伍激励机制。供给侧改革，最重要的是调动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在现有国情下，政府公务员的精神状态至为重要。地方基层试验为创新型人才提供施展才能的舞台，有利于发现人才、用好人才。
中国经济进入转型触底关键期，预期问题再次突出而敏感。近期股市、汇市的大幅波动，很大程度缘于预期变动，而预期变动又与对中国作为一个后发追 赶型经济体的转型规律和现实理解有关。在经历了长达6年的增速放缓后，目前中国经济正处在从某种意义上说最为困难，同时也最有希望看到转型成功曙光的时 候。
我们认为，如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够取得实质性进展，大的政策不出现颠覆性错误，中国经济有很大可能性在今后一两年成功触底，进入一个速度适当、更具创造性和可持续性的增长平台。
（作者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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