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思考：谁来消费波普化的陶瓷

　　我们在选择一组空间构成的报道过程中，遇到了好几位走情色风的陶艺家――这些人几乎清一色是些年轻人，而且，多是从外地来景德镇驻场作瓷的――他们在瓷板、瓷瓶上描绘的内容或者雕塑的对象，或抽象，或具象，或朦胧，或超现实……直抵社会最私密、最禁忌的角落。

　　一位作者当场问我：怎么样？

　　他的作品很挑逗，问话很挑衅――我则反问他：你认为你的作品什么样的人会喜欢？会消费？

　　Leibowitz是美国纽约一家拍卖公司的专家，也是一个对室内装饰怀有极大热情的艺术家，在他位于纽约Harlem黑人聚居区的家中，一幅女性下身的摄影作品悬挂在客厅最醒目的位置，尽管那仅仅是一袭红裙被撩起、一条再普通不过的三角裤严丝合缝地包裹着高高隆起的阴阜，但作品的情色意味特别嚣张。

　　Leibowitz类似的陈设被时尚杂志定义为“家居波普风”。

　　英国画家理查德・汉戴尔顿曾把波普艺术的特点归纳为：普及的(为大众设计的)、短暂的(短期方案)、易忘的、低廉的、大量生产的、年轻的(以青年为主体)、浮华的、性感的、骗人的玩意儿，有魅力和大企业式的――在这一系列的修饰词背后，实际上是一个探讨通俗文化与艺术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联的运动，它试图推翻抽象艺术，并转向符号、商标等具象的大众文化主题。

　　波普艺术似乎生来就与时尚结盟。

　　波普艺术特殊的地方在于它对于流行时尚有相当特别而且长久的影响力。自上世纪中叶以来，欧美的很多鼎级服装设计师、平面设计师都有意无意地视波普艺术为自己的“秘密汲水处”――北京的一位时尚大佬曾经告诉我：一个波普风，一个波西米亚风，其实一直是设计界津津乐道的话题――波普艺术喜欢直接借用产生于商业社会的文化符号，进而从中升华出艺术的主题。它的出现不但破坏了艺术一向遵循的高雅与低俗之分，还使艺术创作的走向发生了质的变化。

　　比如将避孕套充气成乳房形状，然后满屋子飘荡。

　　在波普艺术中，最有影响和最具代表性的画家是安迪・沃霍尔。安迪・沃霍尔的作品基本上都是些复制品，在他的字典里应该没有“原作”这个词，相比那些传统的埋头创作的艺术家，他似乎更热衷于用无数的复制品来取代原作的地位。他有意地在画中消除个性与感情的色彩，不动声色地把再平凡不过的形象罗列出来――实际上，安迪・沃霍尔画中特有的那种单调、无聊和重复，所传达的恰恰就是高度发达的商业文明社会所孳生的某种冷漠、空虚和疏离的感觉。

　　我目前在景德镇所看到的情色陶艺――我想他们更愿意被人称之为“先锋陶艺”――应该属波普范畴。

　　我认为这在景德镇是一个好现象，尽管有点迟到，但存在总是值得让人嘉许的，我们犯不着为自己的“山寺桃花始盛开”而耿耿。我以为这些新景德镇人最需要操心的，应该是谁来消费这些波普化的陶瓷？或者说，当下哪类人最有可能成为波普艺术的拥趸？尽管波普的精髓似乎是对商业文明的调戏，但实在说，他们根本就是在消费这种消遣。

　　当今中国社会似乎集体叫春。

　　英国《观察家报》曾经刊登过一篇文章，认为目前的中国正同时经历美国历史上的好几个发展阶段――比如19世纪末靠巧取豪夺及残酷剥削致富的原始资本主义时代；20世纪20年代的投机金融风潮，30年代的农村向城市移民时代，50年代的“第一辆车、第一套房子和第一次全家度假”的中产阶级消费时代，甚至还有类似60年代的社会动荡时期的某些方面……

　　这真是一个精妙的概括与发现。

　　波普艺术的发轫，正是在中产阶级消费时代来临之后，这个由其批判性决定的时机选择是不是真的已经决定转场到中国来继续？我们是否认识到，我们的文化基因其实仍然是谈“性”色变，所谓“床第房事”，依然是中国社会一个窃窃的私处，尽管物质时代的来临加剧了社会的声色犬马，但这一态势也刺激了中国传统道德和传统美学的反弹与复辟，儒家思想中的禁欲和道家思想中的无为，使我们的情色消费变得不仅龌龊，而且低俗。

　　所谓“多元”和“开放”，应该仅限于“日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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