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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吾金教授:我们应该如何思维(下) 2011-04-24

思想者小传  

  俞吾金 浙江萧山人,哲学博士,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和国外思潮研究中心 (国家985重点研究基地)主任、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主任、复旦大学学位委员会副主席暨人文社科学部主席、教育部长江特聘教授、国务院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主要研究外国哲学和国外马克思主义,在已出版的科研成果中,有11项获得省部级以上(含省部级)一等奖。 2011年1月将出版的个人新著有 《生活与思考》(复旦大学出版社)和《俞吾金讲演录》(长春出版社)。

既要学习好问也要批判辩证

  据说,在弗洛伊德的书房里,悬挂着奥古斯丁的名言: “如果怀疑,赶紧去求证。”其实,中国人所崇尚的 “学问” ,既包含“学”字,也包含 “问”字。 

  如果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有效思维的概率很高,已经很不错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已达到创造思维的境界。创造思维蕴含着有效思维,但又不能归结为有效思维,因为要创造性地运用自己的思维,还需要更高的智慧。在我看来,创造思维并不是高不可攀的。如果人们自觉地确立以下四种意识,不但能接近,以至完全有可能进入这种思维方式。

  一是学习意识。

  按照我的看法,“学习”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狭义的,即学校里的学习;另一种是广义的,包括获得知识、信息和感受的一切学习形式在内。我这里说的“学习意识”是指广义的学习,也就是终身学习。活到老,学到老。

  为什么提倡创造思维先要确立学习意识呢?道理很简朴。因为创造的本质就是创新,即从旧的东西中做出新的东西,那么不学习、不了解旧的东西,又如何去创造新的东西呢?现在不少大学的博士论文、硕士论文在封三上印有一个《原创性声明》,从内容看,这个声明强调的是:作者没有抄袭、剽窃,论文是独立完成的。然而,一篇没有抄袭、剽窃的论文就是“原创性”论文吗?这不是在乱用“原创性”概念吗?其实,在我们这个“教授、博士满街走”的时期里,最使教授和博士们感到窘迫的问题是:“在您那么多的论著中,您毕竟在哪一点上创造性地推进了前人的观点? ”

  我在这里之所以如此强调学习意识,因为学习意识是创造思维的前提,只有尊重前人和同时期人已有的成果,才可能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总之,我们应当站在前人和同时期人的肩膀上思考问题,而不是撇开他们思考问题。否则,创造思维与胡思乱想又有什么区别?

  二是问题意识。

  如前所述,确立学习意识,特别是终身学习的意识是特别重要的。但如果只有学习的愿望,从不对自己学习的东西产生疑问,这样的学习是没有用处的,就像俄罗斯喜剧作家果戈理笔下的乞乞科夫的跟丁,只满意于阅读这种形式,但从不去思考自己阅读这些东西毕竟有什么意义。完全可以说,学习意识的灵魂是问题意识。

  无论是观察自然现象,还是探究社会历史现象;无论是阅读文本,还是听别人做讲座,总会有一些疑惑(问题)从我们心中产生。在很多人那里,这些问题并没有被提出来,而是像肥皂泡一样自生自灭了,或者说,烂在心中了。其实,这些问题是人们思维中最贵重的东西。不少大思想家,如笛卡尔、牛顿、康德、黑格尔、弗洛伊德等,从小就养成了把自己心中的问题记下来的习惯。或者自己去翻阅文献,寻找答案;或者向懂行的人请教,探讨造成疑问的根源;或者通过自己的思考来解决问题。传说,牛顿通过对苹果坠地现象的思考而发现了万有引力定理,瓦特通过对蒸汽顶开水壶盖子的现象的思考而发明了蒸汽机。虽然这些传说包含着后人附会的成分,但当事人善于捕获问题、勤于思考的习惯是无法否认的。

  据说,在弗洛伊德的书房里,悬挂着奥古斯丁的名言:“如果怀疑,赶紧去求证。 ”其实,中国人所崇尚的“学问”,既包含“学”字,也包含“问”字。没有问题,何来学问!由此可见,问题意识对于创造思维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勤于思考的人会在学习中记下很多问题。伴着学习的持续和知识的增加,就会发现,有些问题是没有意义的,以至是荒谬的,但总会留下一些问题,有深化探索的必要,从而成为创新思维的突破点。在某种意义上,新提出来的问题越是基本,越是重要,提出者的创造能力也就越强,其影响也越是长远。

  总之,问题意识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按照 《胡适日记》中的记载,王云五先生年轻时特别用功,每天规定自己读多少页书,但不知为什么,读来读去,头脑中竟一片空白。他去找胡适请教。胡适告诉他,肯定要带着问题读书。问题是材料的灵魂,有了问题,材料就有了生命;没有问题,材料就是一堆死的东西。王云五听了,茅塞顿开。后来,他也成了学问上的大家。由此可见,没有疑问或有了疑问不加以解决的学习,就像把无数“零”加在一起,结果仍旧是 “零”。问题意识是通向创造思维的桥梁。

  三是批判意识。

  如果说,学习意识为创造思维打下基础,那么,批判意识就是对这个基础本身进行清理。我们以至可以把“批判”理解为否定意义上的创造。尤其是哲学上的批判,直接诉诸一个观点乃至一个思想体系的理论预设,因此特别深化。比如,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提到禅宗中的一个小故事:一个机智的小和尚当着老和尚的面,把一口痰吐在佛像的脸上。老和尚指责他,他振振有词地回答:“师傅,您不是说佛无处不在吗?既然如此,我不管往哪里吐痰,都会吐到佛的身上,不如直接吐到他的脸上。”在这里,小和尚的驳斥直奔老和尚观念的理论预设——佛无处不在。尽管强调“佛无处不在”充分肯定了佛的法力无边,但同时也给佛带来了不少麻烦。

  其实,生活的辩证法是:抬高某人必定也包含着对某人的蔑视,因为被抬高者在被抬高之前必定站在低处;同样地,贬低某人也必定包含着对某人的尊重,因为贬低者在被贬低之前必定站在高处。又如,一个青年人向大发明家爱迪生夸口,他发明了一种溶液,可以溶解任何固体物质,他决定把这种溶液带给爱迪生鉴定。爱迪生笑着问他:如果您发明的溶液可以溶解任何固体物质的话,您把它放到什么容器中带给我呢?青年人为之语塞。其实,爱迪生的问题也直奔那个青年人的理论预设——新发明的溶液可以溶解任何固体物质,而盛放溶液的器皿又是用固体物质做成的。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总之,批判意识就像拆毁基地上的旧建筑物,而旧建筑物被拆毁得越彻底,新建筑物也就越可靠,创造思维的幅度也就越大。

  四是逆向意识。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思维通常只能顾到一个维度,而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相反的维度掩盖起来了。在这样的情况下,逆向意识经常会揭露出被掩盖着的相反的维度,从而为思维注入新的契机。

  比如,住在同一个宿舍的S对T说: “快把纱窗关起来,不要让蚊子飞进来。” S的话表明,他考虑的只是问题的一个维度,即不要让蚊子飞进来,但他完全没有考虑到问题的另一个相反的维度:把纱窗关住后,房间里的蚊子又如何飞出去呢?又如,在应试教育的环境中,子女的考试是最让父母揪心的事情。因此,几乎所有的父母都这样叮嘱自己的子女: “试题答完了,不要赶紧交卷,要细心核对,把做错的改正。”其实,这些父母的思维都是单向思维。他们只考虑到,子女应当利用考试中富余的工夫,把做错的题目改正过来,但他们完全没有考虑到相反的可能性,即子女也有可能把原来答对的题目改成错的。

  其实, 《战国策·齐策二》中记载的 “画蛇添足”的故事就是把对的结果改成错的结果的范例。再如,门卫们思考问题也经常是单向的:只要观察有人往单位里搬东西,他们就幸福地闭上了眼睛,以为单位里的财产增加了;反之,只要看到有人往外搬东西,他们就瞪大了眼睛,检查得很细心,生怕单位里少了什么东西。其实,他们也应当有这样的逆向意识,即搬进单位里的不肯定是好东西,可能是赃物、毒品、炸弹等;反之,搬出单位的也不肯定是好东西,也可能是污物、废品、垃圾等。

  总之,逆向意识要求人们的思维不局限于一隅,而是灵活地跳跃到不同的端点上去,从而为思维开出一条新路。逆向意识经常会创造思维上的奇迹,实际上,它本身就是创造思维的特别表现形式。

  综上所述,创造思维比有效思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创造思维并不是不可企及的。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只要善于学习,勤于思考,创造思维就会降临到我们身上。

既要“埋头拉车”也要“抬头看路”

  我的座右铭是:“做一些事情,但不要把自己做的事情看得很重要。 ”前一句话的意思是:既然人生在世,就应当有入世精神,应当努力做好自己想做而又有能力做好的事情;后一句话的意思是:自知者明,千万不要夸大自己所做的事情。

  在某种意义上,人类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中:一个是“日常生活世界”,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人们忙着为自己的生活和发展进行筹划,四处奔波。然而,或早或迟,他们的生活会出现裂口,如A在一场偶然的车祸中变成残疾人,B的小孩突然得了白血病,C在生意场中被合伙人骗得倾家荡产,D被自己的恋人无情抛弃等等。在所有这些裂口中,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一个裂口是死亡。在日常生活世界中,人们全身心地致力于财富和权势的追求,忘记了周围隐藏着的这些裂口。一旦它们突然出现在脚下,他们的思维就会超越日常生活世界,进入到我称之为“生命意义世界”的另一个世界中。在这个世界里,人们开始拷问自己:“我活着毕竟有什么意义? ”显然,人们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就是超越思维。

  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的思维是很难跃居到超越思维的层面上去的,即使由于遭遇到生活的裂口而跃居到这个层面上,也会很快地从“生命意义世界”退回到“日常生活世界”中。然而,在我看来,日常生活世界就像一条隧道,而生命意义世界就像一个燃烧着的火炬。只有自觉地用火炬去照亮隧道,人生才不会在浑浑噩噩中度过,也不会跌入自以为智慧,其实很愚蠢的窘境中。

  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智慧”、 “精明”之类用词基本上都是贬义词,因为中国人崇尚的是大音希声、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大辩无言、大器晚成的格局,而这些格局触及第二个世界,与第二个世界对应的则是超越思维。在我看来,有效思维和创造思维都属于第一个世界,只有超越思维才属于第二个世界,而要把自己的思维提升到超越思维的层面上,确立以下三重意识是必要的:

  一是张力意识。

  我这里说的“张力”是指“入世”和“出世”之间的张力。在我看来,中国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与其“儒道互补”的特征休戚相关。儒家有“入世”情怀,主张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提倡知行合一、经世致用,以至“知其不可而为之”,以造福于国家社稷和天下百姓;而道家则有“出世情怀”,主张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每当政道蔽塞、吏治腐败,则倡导退隐山林、修身养性、著书立说。这种“儒道互补”的格局既使中国文化生生不息,拥有顽强的生命力,又使中国知识分子能进能退、能屈能伸,在立德、立功、立言的广阔空间中发挥自己的才华。晋代思想家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宁可悠然自在地退隐于山林之中,其 《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记》、《饮酒》诗等,真乃千古绝唱。

  在实际生活中,经常可以遭遇到以下两种人。一种人只具“入世”意识,什么东西都是拿得起,放不下,以至把名利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他们只明白自己活着,却从来舍不得花点工夫去想一想:“我为什么活着? ”《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在弥留之中,为了两根灯芯草,竟然不肯断气。 《红楼梦》中的王熙凤心狠手辣,拼命敛财,以至偷偷地放高利贷,结果却是“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这种人只知 “埋头拉车”,不知 “抬头看路”,终其一生,就像工蜂或蚂蚁一样忙忙碌碌。另一种人只具 “出世”意识,在道教、佛教、基督教或其他宗教思想的引导下,他们的全部思想和热情都沉浸在超越世界中,不但 “看破红尘”,以至把自己的身体也视为 “囚禁灵魂的监狱”,最好舍弃自己的生命,或羽化而登仙,或立地以成佛。虽然这种人不会成为实际生活中的阴险狡猾之徒或好勇斗狠之辈,但他们对实际生活却毫无贡献,仿佛从来就不是地球村的居民。

  在我看来,只有在入世与出世之间保持张力意识,才可能避免上面提到的这两个极端。我自己的座右铭是:“做一些事情,但不要把自己做的事情看得很重要。 ”前面一句话的意思是:既然人生在世,就应当有入世精神,应当努力做好自己想做而又有能力做好的事情,决不像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把“无所事事”作为人生的指南。后面一句话的意思是:自知者明,千万不要夸大自己所做的事情。正如杜甫所说:“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只有出世情怀才能使人高瞻远瞩,谦虚谨慎。作为哲学研究者,当我走进图书馆,看到前人和同时期人留下的汗牛充栋的著作,感到自己是如此之渺小。我们明白,牛顿在科学上做出了伟大的发现,但他却谦虚地认为,自己就像一个在海边沙滩上玩耍的小孩,不过捡起了几片贝壳而已。

  孔子在《论语》中说过:“吾十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距。 ”按照我的理解,从“十五”到“四十”,主如果对入世的领悟;从“五十”到“六十”主如果对出世的领悟;“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距”则主如果对入世和出世关系的领悟。在这方面,孔子的人生具有典范性的意义。

  二是品位意识。

  人与其他动物不同之处在于:其他动物的生命只有一个维度,人的生命却有两个维度。虽然人像其他动物一样,也要吃、喝、拉、撒,但这些行为并不是人活着的最高目的,人的生命的第二个维度就是向精神世界延伸,过有品位的生活。这里说的“品位”主如果指丰富的精神生活,而品位意识则是对这种精神生活的自觉的认同和追求。

  丹麦神学家克尔凯郭尔把人生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如果审美,对应于青年时期,这个时期把审美价值理解为最高价值;第二阶段主如果伦理,对应于中年时期,这个时期把伦理价值理解为最高价值;第三个阶段主如果宗教,对应于老年时期,这个时期把信仰理解为最高价值。在我看来,审美对应于艺术,伦理对应于道德,信仰对应于宗教。品位意识就是对艺术、道德、宗教这些精神领域的自觉的了解、参与和投入,以至在这些领域里具有相当高的修养。马克思说过:“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 ”在这里,“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是与没有品位的精神生活联系在一起的,反之,有音乐感的耳朵则是有品位的精神生活的标志之一。

  列夫·托尔斯泰小说 《复活》中的贵族涅赫留朵夫,作为闻名望的中年男子,参加了法庭陪审团。在法庭上,他突然发现,罪犯玛斯洛娃原来是他姑妈家的女佣,而他年轻时在姑妈家里做客时曾经勾引她,以至她被姑妈赶出家门,堕入风尘,后来又成了罪犯。回忆这段历史,涅赫留朵夫受到了良心的谴责,感到自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法庭宣判玛斯洛娃流放西伯利亚后,他决定随她一起去服刑。涅赫留朵夫对自己青年时期荒唐行为的忏悔表明,他中年时期拥有强烈的道德观念,而他愿意服刑正表明了他具有强烈的品位意识。

  中国人说: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一个具有品位意识的、趣味高尚的人,是不屑与趣味低俗、见解庸俗的人为伍的。现实上,伴着品位意识的提高,人们的思维空间必定越来越多地向超越思维敞开,其精神生活也变得越来越丰富。

  三是境界意识。

  如果说,“品位”触及艺术、道德和宗教,那么,“境界”则触及哲学。 “境界”概念来自佛学,乃是人们在超越思维中追求的最高目标。当然,境界本身也有高低之分,从哲学上看,人们追求的应当是最高的精神境界。那么,精神上的最高境界毕竟是什么呢?

  冯友兰先生在 《新原人》中提出了人生的四个境界,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自然境界是最低的境界,人只是满意于吃、喝、拉、撒的自然愿望;功利境界高于自然境界,但仍旧纠缠在利害关系中;道德境界又高于功利境界,肯定了良心和德行的重要性;天地境界最高, 《庄子·齐物论》所谓 “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是也。

  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先生从不同的角度肯定了境界的重要性。他指出:“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 ‘衣带渐宽终不悔,不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 ‘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在王国维先生看来,第三境才是做大事业大学问者追求的最高境界。

  综上所述,有效思维、创造思维和超越思维,对于理智健全的人,尤其是有志者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现实上,只有兼具这三种思维方式的人,才会拥有丰富多彩、卓尔不群的人生。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科学发展观重大问题研究”09AZD008的中间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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