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吾金教授:我们应该如何思维（下） 2011-04-24
思想者小传
俞吾金 浙江萧山人，哲学博士，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和国外思潮研究中心 （国家985重点研究基地）主任、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主任、复旦大学学位委员会副主席暨人文社科学部主席、教育部长江特聘教授、国务院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主要研究外国哲学和国外马克思主义，在已出版的科研成果中，有11项获得省部级以上（含省部级）一等奖。 2011年1月将出版的个人新著有 《生活与思考》（复旦大学出版社）和《俞吾金讲演录》（长春出版社）。
既要学习好问也要批判辩证
据说，在弗洛伊德的书房里，悬挂着奥古斯丁的名言： “如果怀疑，赶紧去求证。”其实，中国人所崇尚的 “学问” ，既包含“学”字，也包含 “问”字。
如果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有效思维的概率很高，已经很不错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已达到创造思维的境界。创造思维蕴含着有效思维，但又不能归结为有效思维，因为要创造性地运用自己的思维，还需要更高的智慧。在我看来，创造思维并不是高不可攀的。如果人们自觉地确立以下四种意识，不但能接近，以至完全有可能进入这种思维方式。
一是学习意识。
按照我的看法，“学习”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狭义的，即学校里的学习；另一种是广义的，包括获得知识、信息和感受的一切学习形式在内。我这里说的“学习意识”是指广义的学习，也就是终身学习。活到老，学到老。
为什么提倡创造思维先要确立学习意识呢？道理很简朴。因为创造的本质就是创新，即从旧的东西中做出新的东西，那么不学习、不了解旧的东西，又如何去创造新的东西呢？现在不少大学的博士论文、硕士论文在封三上印有一个《原创性声明》，从内容看，这个声明强调的是：作者没有抄袭、剽窃，论文是独立完成的。然而，一篇没有抄袭、剽窃的论文就是“原创性”论文吗？这不是在乱用“原创性”概念吗？其实，在我们这个“教授、博士满街走”的时期里，最使教授和博士们感到窘迫的问题是：“在您那么多的论著中，您毕竟在哪一点上创造性地推进了前人的观点？ ”
我在这里之所以如此强调学习意识，因为学习意识是创造思维的前提，只有尊重前人和同时期人已有的成果，才可能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总之，我们应当站在前人和同时期人的肩膀上思考问题，而不是撇开他们思考问题。否则，创造思维与胡思乱想又有什么区别？
二是问题意识。
如前所述，确立学习意识，特别是终身学习的意识是特别重要的。但如果只有学习的愿望，从不对自己学习的东西产生疑问，这样的学习是没有用处的，就像俄罗斯喜剧作家果戈理笔下的乞乞科夫的跟丁，只满意于阅读这种形式，但从不去思考自己阅读这些东西毕竟有什么意义。完全可以说，学习意识的灵魂是问题意识。
无论是观察自然现象，还是探究社会历史现象；无论是阅读文本，还是听别人做讲座，总会有一些疑惑（问题）从我们心中产生。在很多人那里，这些问题并没有被提出来，而是像肥皂泡一样自生自灭了，或者说，烂在心中了。其实，这些问题是人们思维中最贵重的东西。不少大思想家，如笛卡尔、牛顿、康德、黑格尔、弗洛伊德等，从小就养成了把自己心中的问题记下来的习惯。或者自己去翻阅文献，寻找答案；或者向懂行的人请教，探讨造成疑问的根源；或者通过自己的思考来解决问题。传说，牛顿通过对苹果坠地现象的思考而发现了万有引力定理，瓦特通过对蒸汽顶开水壶盖子的现象的思考而发明了蒸汽机。虽然这些传说包含着后人附会的成分，但当事人善于捕获问题、勤于思考的习惯是无法否认的。
据说，在弗洛伊德的书房里，悬挂着奥古斯丁的名言：“如果怀疑，赶紧去求证。 ”其实，中国人所崇尚的“学问”，既包含“学”字，也包含“问”字。没有问题，何来学问！由此可见，问题意识对于创造思维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勤于思考的人会在学习中记下很多问题。伴着学习的持续和知识的增加，就会发现，有些问题是没有意义的，以至是荒谬的，但总会留下一些问题，有深化探索的必要，从而成为创新思维的突破点。在某种意义上，新提出来的问题越是基本，越是重要，提出者的创造能力也就越强，其影响也越是长远。
总之，问题意识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按照 《胡适日记》中的记载，王云五先生年轻时特别用功，每天规定自己读多少页书，但不知为什么，读来读去，头脑中竟一片空白。他去找胡适请教。胡适告诉他，肯定要带着问题读书。问题是材料的灵魂，有了问题，材料就有了生命；没有问题，材料就是一堆死的东西。王云五听了，茅塞顿开。后来，他也成了学问上的大家。由此可见，没有疑问或有了疑问不加以解决的学习，就像把无数“零”加在一起，结果仍旧是 “零”。问题意识是通向创造思维的桥梁。
三是批判意识。
如果说，学习意识为创造思维打下基础，那么，批判意识就是对这个基础本身进行清理。我们以至可以把“批判”理解为否定意义上的创造。尤其是哲学上的批判，直接诉诸一个观点乃至一个思想体系的理论预设，因此特别深化。比如，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提到禅宗中的一个小故事：一个机智的小和尚当着老和尚的面，把一口痰吐在佛像的脸上。老和尚指责他，他振振有词地回答：“师傅，您不是说佛无处不在吗？既然如此，我不管往哪里吐痰，都会吐到佛的身上，不如直接吐到他的脸上。”在这里，小和尚的驳斥直奔老和尚观念的理论预设——佛无处不在。尽管强调“佛无处不在”充分肯定了佛的法力无边，但同时也给佛带来了不少麻烦。
其实，生活的辩证法是：抬高某人必定也包含着对某人的蔑视，因为被抬高者在被抬高之前必定站在低处；同样地，贬低某人也必定包含着对某人的尊重，因为贬低者在被贬低之前必定站在高处。又如，一个青年人向大发明家爱迪生夸口，他发明了一种溶液，可以溶解任何固体物质，他决定把这种溶液带给爱迪生鉴定。爱迪生笑着问他：如果您发明的溶液可以溶解任何固体物质的话，您把它放到什么容器中带给我呢？青年人为之语塞。其实，爱迪生的问题也直奔那个青年人的理论预设——新发明的溶液可以溶解任何固体物质，而盛放溶液的器皿又是用固体物质做成的。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总之，批判意识就像拆毁基地上的旧建筑物，而旧建筑物被拆毁得越彻底，新建筑物也就越可靠，创造思维的幅度也就越大。
四是逆向意识。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思维通常只能顾到一个维度，而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相反的维度掩盖起来了。在这样的情况下，逆向意识经常会揭露出被掩盖着的相反的维度，从而为思维注入新的契机。
比如，住在同一个宿舍的S对T说： “快把纱窗关起来，不要让蚊子飞进来。” S的话表明，他考虑的只是问题的一个维度，即不要让蚊子飞进来，但他完全没有考虑到问题的另一个相反的维度：把纱窗关住后，房间里的蚊子又如何飞出去呢？又如，在应试教育的环境中，子女的考试是最让父母揪心的事情。因此，几乎所有的父母都这样叮嘱自己的子女： “试题答完了，不要赶紧交卷，要细心核对，把做错的改正。”其实，这些父母的思维都是单向思维。他们只考虑到，子女应当利用考试中富余的工夫，把做错的题目改正过来，但他们完全没有考虑到相反的可能性，即子女也有可能把原来答对的题目改成错的。
其实， 《战国策·齐策二》中记载的 “画蛇添足”的故事就是把对的结果改成错的结果的范例。再如，门卫们思考问题也经常是单向的：只要观察有人往单位里搬东西，他们就幸福地闭上了眼睛，以为单位里的财产增加了；反之，只要看到有人往外搬东西，他们就瞪大了眼睛，检查得很细心，生怕单位里少了什么东西。其实，他们也应当有这样的逆向意识，即搬进单位里的不肯定是好东西，可能是赃物、毒品、炸弹等；反之，搬出单位的也不肯定是好东西，也可能是污物、废品、垃圾等。
总之，逆向意识要求人们的思维不局限于一隅，而是灵活地跳跃到不同的端点上去，从而为思维开出一条新路。逆向意识经常会创造思维上的奇迹，实际上，它本身就是创造思维的特别表现形式。
综上所述，创造思维比有效思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创造思维并不是不可企及的。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只要善于学习，勤于思考，创造思维就会降临到我们身上。
既要“埋头拉车”也要“抬头看路”
我的座右铭是：“做一些事情，但不要把自己做的事情看得很重要。 ”前一句话的意思是：既然人生在世，就应当有入世精神，应当努力做好自己想做而又有能力做好的事情；后一句话的意思是：自知者明，千万不要夸大自己所做的事情。
在某种意义上，人类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中：一个是“日常生活世界”，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人们忙着为自己的生活和发展进行筹划，四处奔波。然而，或早或迟，他们的生活会出现裂口，如A在一场偶然的车祸中变成残疾人，B的小孩突然得了白血病，C在生意场中被合伙人骗得倾家荡产，D被自己的恋人无情抛弃等等。在所有这些裂口中，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一个裂口是死亡。在日常生活世界中，人们全身心地致力于财富和权势的追求，忘记了周围隐藏着的这些裂口。一旦它们突然出现在脚下，他们的思维就会超越日常生活世界，进入到我称之为“生命意义世界”的另一个世界中。在这个世界里，人们开始拷问自己：“我活着毕竟有什么意义？ ”显然，人们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就是超越思维。
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的思维是很难跃居到超越思维的层面上去的，即使由于遭遇到生活的裂口而跃居到这个层面上，也会很快地从“生命意义世界”退回到“日常生活世界”中。然而，在我看来，日常生活世界就像一条隧道，而生命意义世界就像一个燃烧着的火炬。只有自觉地用火炬去照亮隧道，人生才不会在浑浑噩噩中度过，也不会跌入自以为智慧，其实很愚蠢的窘境中。
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智慧”、 “精明”之类用词基本上都是贬义词，因为中国人崇尚的是大音希声、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大辩无言、大器晚成的格局，而这些格局触及第二个世界，与第二个世界对应的则是超越思维。在我看来，有效思维和创造思维都属于第一个世界，只有超越思维才属于第二个世界，而要把自己的思维提升到超越思维的层面上，确立以下三重意识是必要的：
一是张力意识。
我这里说的“张力”是指“入世”和“出世”之间的张力。在我看来，中国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与其“儒道互补”的特征休戚相关。儒家有“入世”情怀，主张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提倡知行合一、经世致用，以至“知其不可而为之”，以造福于国家社稷和天下百姓；而道家则有“出世情怀”，主张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每当政道蔽塞、吏治腐败，则倡导退隐山林、修身养性、著书立说。这种“儒道互补”的格局既使中国文化生生不息，拥有顽强的生命力，又使中国知识分子能进能退、能屈能伸，在立德、立功、立言的广阔空间中发挥自己的才华。晋代思想家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宁可悠然自在地退隐于山林之中，其 《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记》、《饮酒》诗等，真乃千古绝唱。
在实际生活中，经常可以遭遇到以下两种人。一种人只具“入世”意识，什么东西都是拿得起，放不下，以至把名利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他们只明白自己活着，却从来舍不得花点工夫去想一想：“我为什么活着？ ”《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在弥留之中，为了两根灯芯草，竟然不肯断气。 《红楼梦》中的王熙凤心狠手辣，拼命敛财，以至偷偷地放高利贷，结果却是“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这种人只知 “埋头拉车”，不知 “抬头看路”，终其一生，就像工蜂或蚂蚁一样忙忙碌碌。另一种人只具 “出世”意识，在道教、佛教、基督教或其他宗教思想的引导下，他们的全部思想和热情都沉浸在超越世界中，不但 “看破红尘”，以至把自己的身体也视为 “囚禁灵魂的监狱”，最好舍弃自己的生命，或羽化而登仙，或立地以成佛。虽然这种人不会成为实际生活中的阴险狡猾之徒或好勇斗狠之辈，但他们对实际生活却毫无贡献，仿佛从来就不是地球村的居民。
在我看来，只有在入世与出世之间保持张力意识，才可能避免上面提到的这两个极端。我自己的座右铭是：“做一些事情，但不要把自己做的事情看得很重要。 ”前面一句话的意思是：既然人生在世，就应当有入世精神，应当努力做好自己想做而又有能力做好的事情，决不像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把“无所事事”作为人生的指南。后面一句话的意思是：自知者明，千万不要夸大自己所做的事情。正如杜甫所说：“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只有出世情怀才能使人高瞻远瞩，谦虚谨慎。作为哲学研究者，当我走进图书馆，看到前人和同时期人留下的汗牛充栋的著作，感到自己是如此之渺小。我们明白，牛顿在科学上做出了伟大的发现，但他却谦虚地认为，自己就像一个在海边沙滩上玩耍的小孩，不过捡起了几片贝壳而已。
孔子在《论语》中说过：“吾十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距。 ”按照我的理解，从“十五”到“四十”，主如果对入世的领悟；从“五十”到“六十”主如果对出世的领悟；“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距”则主如果对入世和出世关系的领悟。在这方面，孔子的人生具有典范性的意义。
二是品位意识。
人与其他动物不同之处在于：其他动物的生命只有一个维度，人的生命却有两个维度。虽然人像其他动物一样，也要吃、喝、拉、撒，但这些行为并不是人活着的最高目的，人的生命的第二个维度就是向精神世界延伸，过有品位的生活。这里说的“品位”主如果指丰富的精神生活，而品位意识则是对这种精神生活的自觉的认同和追求。
丹麦神学家克尔凯郭尔把人生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如果审美，对应于青年时期，这个时期把审美价值理解为最高价值；第二阶段主如果伦理，对应于中年时期，这个时期把伦理价值理解为最高价值；第三个阶段主如果宗教，对应于老年时期，这个时期把信仰理解为最高价值。在我看来，审美对应于艺术，伦理对应于道德，信仰对应于宗教。品位意识就是对艺术、道德、宗教这些精神领域的自觉的了解、参与和投入，以至在这些领域里具有相当高的修养。马克思说过：“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 ”在这里，“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是与没有品位的精神生活联系在一起的，反之，有音乐感的耳朵则是有品位的精神生活的标志之一。
列夫·托尔斯泰小说 《复活》中的贵族涅赫留朵夫，作为闻名望的中年男子，参加了法庭陪审团。在法庭上，他突然发现，罪犯玛斯洛娃原来是他姑妈家的女佣，而他年轻时在姑妈家里做客时曾经勾引她，以至她被姑妈赶出家门，堕入风尘，后来又成了罪犯。回忆这段历史，涅赫留朵夫受到了良心的谴责，感到自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法庭宣判玛斯洛娃流放西伯利亚后，他决定随她一起去服刑。涅赫留朵夫对自己青年时期荒唐行为的忏悔表明，他中年时期拥有强烈的道德观念，而他愿意服刑正表明了他具有强烈的品位意识。
中国人说：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一个具有品位意识的、趣味高尚的人，是不屑与趣味低俗、见解庸俗的人为伍的。现实上，伴着品位意识的提高，人们的思维空间必定越来越多地向超越思维敞开，其精神生活也变得越来越丰富。
三是境界意识。
如果说，“品位”触及艺术、道德和宗教，那么，“境界”则触及哲学。 “境界”概念来自佛学，乃是人们在超越思维中追求的最高目标。当然，境界本身也有高低之分，从哲学上看，人们追求的应当是最高的精神境界。那么，精神上的最高境界毕竟是什么呢？
冯友兰先生在 《新原人》中提出了人生的四个境界，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自然境界是最低的境界，人只是满意于吃、喝、拉、撒的自然愿望；功利境界高于自然境界，但仍旧纠缠在利害关系中；道德境界又高于功利境界，肯定了良心和德行的重要性；天地境界最高， 《庄子·齐物论》所谓 “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是也。
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先生从不同的角度肯定了境界的重要性。他指出：“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 ‘衣带渐宽终不悔，不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 ‘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在王国维先生看来，第三境才是做大事业大学问者追求的最高境界。
综上所述，有效思维、创造思维和超越思维，对于理智健全的人，尤其是有志者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现实上，只有兼具这三种思维方式的人，才会拥有丰富多彩、卓尔不群的人生。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科学发展观重大问题研究”09AZD008的中间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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