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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评点201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组图) 2011-07-11

新郑望京楼遗址二里岗文化城址的东一城门遗迹

　　本报记者刘修兵采访整理

　　6月9日，201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北京揭晓，河南新郑望京楼夏商时期城址、山东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江苏苏州木渎古城遗址、陕西西安凤栖原西汉家族墓地、新疆鄯善吐峪沟石窟群和佛寺遗址、陕西蓝田北宋吕氏家族墓园、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江苏南京大报恩寺遗址和广东汕头“南澳I号”明代沉船遗址10个项目入选。

　　这些项目何以能够入选，其价值又何在？本报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请他们对这些入围项目进行了点评。

　　河南新郑望京楼夏商时期城址：二里头文化的重要遗址

　　点评专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刘绪

　　望京楼是迄今为止除二里头遗址之外、唯一一处出土二里头时期青铜容器地点明确的遗址，其在学术上的重要地位可想而知。二里头和二里岗两个时期的城址同见于一地，此为首例，也是目前仅见。此外，望京楼是黄河流域发现的第4座二里头时期城址，面积仅次于大师姑城址。

　　二里岗时期城址发掘出“凹”字形城门目前仅在偃师商城发现过，主城墙内侧的“护墙墩”更是前所未见。城内发现的二里头文化时期大路上，有同时期双轮车车辙，再次证明中国在夏代确有双轮车。城内发现多种遗迹，包括大型和中小型建筑、灰坑、墓葬等，有的灰坑内埋有多个人头。集中大量埋葬人头的现象，以前仅在殷墟和郑州商城发现过。

　　以上种种发现，均不可多得，以至填补了空白，充分显示了望京楼遗址在夏商时期的特别性和重要性，也为夏商文化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山东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商王朝东渐的重要桥头堡

　　点评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

　　它崛起于商代前期的大扩张浪潮，像一颗钉子楔入东夷文化广袤的板块。此后，伴着王朝都城由郑洛地区迁至豫北冀南，商文化在南、西、西北等多个方向取守势以至大范围收缩。唯独向东，几乎一直保持着进取的势头。显然，这与大辛庄这处一直屹立至晚商的重镇是分不开的。这样的战略与历史位置，也就使得大辛庄想不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都难。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它的每一次发现都那样地牵动人心：30万平方米的聚落规模，商都以外首次出土的甲骨卜辞，成片的墓地和随葬铜、玉礼器的贵族墓……

　　就大辛庄而言，新的发现让考古人勾画商人东渐历史图景的底气更足了：通高50多厘米的大铜鼎、高近30厘米的大铜钺，使得不少学者推测其墓主人应当就是或至少是接近东征最高军事指挥官了；加上带有回廊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以及铜器铭文上所展示的更为丰富的历史地理信息，让人有理由相信大辛庄应当就是商王朝经略东方的统治中心。

　　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西周考古学史的重大发现

　　点评专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刘绪

　　在西周至春秋早期墓地中，该墓地规模之大、保存之好、工夫之长、规格之高在全国罕见，从多方面提供了周代埋葬制度的重要信息。今后大凡研究周代埋葬制度，大河口墓地的材料是必不可少的。

　　该墓地出土青铜器甚多，铜器铭文显示，这是一处名为“霸伯”的宗族墓地。“霸伯”史料不载，可补史缺。

　　此外，该墓地有诸多特别现象值得关注，如墓口四角有斜洞、多见腰坑与殉狗等。三处墓地分别属“霸伯”“倗伯”和包括晋侯在内的晋国宗族墓地，三者可谓彼此相邻，这对探讨周代分封与族群关系至为重要。丰富的各类随葬品为探讨周代墓葬器用制度的方方面面提供了难得的资料。有的发现贵重而罕见，如1米多高的漆木人俑时期最早，且为西周仅见；铸有“燕侯旨”铭文的燕国铜器为第一次发掘出土；记述霸伯与王室重臣芮公、井叔关系的长篇铭文等都是前所未见的。

　　新疆鄯善吐鲁番吐峪沟石窟群和佛寺遗址：南疆与内地佛教遗迹的重要纽带

　　点评专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重峰

　　新疆吐峪沟石窟，既是吐鲁番地区开凿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佛教石窟群，也是古代丝绸之路沿线一处重要的佛教地点，更是联系南疆地区与内地佛教遗迹的重要纽带。不过，吐峪沟石窟保存状况不佳，窟前建筑早成残垣断壁，窟体大多坍塌或为沙土掩埋，洞窟外观及内涵大多不清。而2010年的发掘揭露出的寺院遗迹特别丰富，出土的遗物种类及数量庞大，是中国佛教考古的一次重大发现。

　　这些新发现，既对深化探讨吐峪沟石窟的创建年代、原始外观、洞窟搭配、题材布局、造像特征以及塑绘技法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为进一步研究古代佛教艺术从南向北、自西而东的传播，尤其是高昌石窟寺与龟兹石窟寺和内地石窟寺之关系等，提供了重要的物化资料；此外，它们对重新认识吐鲁番地区的历史、文化以及各民族、各宗教和谐共存的社会背景等，具有特别重要的历史价值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陕西西安凤栖原西汉家族墓地：“汉制”极为难得的材料

　　点评专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化成

　　有关汉代家族墓地的考古发现尽管已经比较多见，但大多数由于被盗严重或是发掘不完全、墓主身份难以确定、墓葬等级较低等原因，致使我们对汉代家族墓地的认识还特别有限，而陕西西安凤栖原西汉家族墓地的全面挖掘，终于使我们看到一个等级较高、墓主可考、规划有序、时期延续较长的西汉家族墓地，从而为研究汉文化乃至汉代社会结构提供了极为难得的资料。

　　该墓地已连续发掘3年，清理了可能为西汉富平侯卫将军张安世的大型主墓以及从葬坑6座、中小型附葬墓11座；揭露出完整的墓园、高规格祠堂建筑、壕沟、道路、排水道等各类遗迹。在墓葬和从葬坑内出土了大量文物，包括金银饰件、青铜器、铁器、陶器、原始瓷器、陶俑、玉器、封泥、印章等各种遗物3000余件(套)，具有很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其中，6座甲士俑从葬坑，不仅兵俑数量多，兵器配置齐全，还出土了数量可观的军职印章，对军事史研究有重大价值。此外，编号为M1的附葬墓未被盗扰，保存完好，随葬品甚为丰富，现正在清理过程中，我们期待着有更重要的发现。

　　江苏苏州木渎古城遗址：

　　吴文化研究的重大突破

　　点评专家：上海博物馆研究员宋建

　　吴越历史舞台的中心在哪里，多年以来一直是学者与公众共同关注的焦点。尽管古籍文献对此有所记载，但是多语焉不详，有的虽言之凿凿却只是演义。

　　建于春秋晚期木渎城址的确认，为上述一系列发现找到归宿。考古学家以钻探、发掘等方式，发现了木渎城址的城墙、城壕、石板道和水路等，一座大型城址已经显露。这座规模宏大、堪称都邑的城址面积达24平方公里，依托自然而建，山水围绕，充分展示吴人因地制宜的建城思想。城址之外的更大范围内分布众多不同规模的聚落、各等级的墓葬，构成以都邑为中心的聚落群体。

　　木渎春秋古城的发现是吴文化研究的重大突破，为吴文化课题的深化提供了新材料，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意义。以城址为中心的聚落群在寸土寸金的苏南地区将被完整保存，通过考古学家的田野工作，公众将会从考古遗存中探寻更加形象活泼的吴越历史。

　　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土司制度研究的实证

　　点评专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杭侃

　　土司制度在保持区域稳定，维护国家统一方面，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湖南永顺老司城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使我们对于土司制度的研究，终于有了一个考古学实证的案例。

　　老司城为彭氏统治溪州晚期建造。城址主要功能区的分布情况比较明白，砖石构造的城墙、道路、排水设备等建筑遗迹丰富。城内出土的瓷器题款明确，表明很多瓷器都是土司在景德镇专门订制的；出土的大量动物骨骼等也为研究当地居民的食物构成、生态环境提供了翔实的基础资料。发掘的土司墓中包括了在抗倭战斗中立下了东南第一功的彭翼南夫妻合葬墓，墓园的整体格局明白。对于溪州土司治下三州六洞的调查，显示了在历史时期的考古研究中，越来越注意到区域调查的重要性。

　　彭氏统治溪州地区工夫长达800多年，老司城的主体建筑修建于明代，可以说对于彭氏和溪州土司，对于土司与土家族等民族的关系、当地土司与中心王朝的联系等问题的研究，还刚刚起步。

　　江苏南京大报恩寺遗址：

　　重现“金陵第一刹”风采

　　点评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裕群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考古界首次对大型寺院遗址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古发掘，是目前经过考古发掘揭露面积最大的寺院遗址。

　　在塔基中，发现了始建于北宋大中祥符年间的长干寺地宫，出土了以佛顶真骨为核心、以七宝阿育王塔为代表的一大批佛教贵重文物，引起轰动。长干寺地宫是目前所见国内最深的竖穴式地宫，出土的石函、铁函，七宝阿育王塔也是体量最大的。这些重大发现，对于研究宋代佛塔地宫的建造、舍利瘗藏制度，中西佛教的传播与交流等方面均具有重要意义。塔基外围的3圏明代柱坑，不仅证明明代在宋代塔基原址上重建了新塔，而且是国内首次在塔基周围发现搭建“鹰架”的线索，揭示了明代宝塔的建筑方法，对于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陕西蓝田北宋吕氏家族墓园：

　　最完整的古代家族墓园

　　点评专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

　　陕西蓝田五里头北宋吕氏家族墓地，是近年来发掘的北宋时期重要高等级士大夫家族墓地之一。经过4年持续发掘，不仅清理了4代人的29座墓葬，而且发掘了具有享殿功能和坟寺功能的家庙、神道和兆沟，揭示出了一个墓地的完整布局和结构，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吕氏家族墓地的布局与宋代风行的五音墓地有较大差别。从司马光《书仪》等文献记载看，当时的文人士大夫对举世若狂的风水堪舆观念是持批评态度的。吕氏家族墓地大部分墓主的身份明白，墓穴安排明白，其采用土洞墓室的做法似与文献记载相合，并与文献记载的司马光墓相似。由于墓地保存较好，发掘中出土了丰富的随葬品，这些随葬品的种类和出土位置，墓葬结构所表现的藏尸观念等，都将极大地促进对宋代丧葬习俗的研究。

　　广东汕头“南澳Ⅰ号”明代沉船：

　　首次入围“十大”的水下考古项目

　　点评专家：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研究员孙健

　　“南澳Ⅰ号”是我国沿海经过正式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明代沉船，它为解决中国海外贸易、航海、制瓷等诸多学术课题提供了翔实可靠的实证材料，为研究明代中国经济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和线索。

　　南澳沉船是目前我国较深的水下沉船遗址，地靠台湾海峡南端，洋流较急。发现后文物工作者及时介入，随即张开了有效调查并飞快制定施行了有效的保护及水下考古工作，从2007年开始至今，基本确保了在进行考古工作的同时，水下遗址未受到盗捞等破坏。考古队通过周密想象、细致工作，克服了种种不利因素，成功地施行了科学的水下考古发掘，从组织、发掘、保护各方面都是我国的水下考古学科建设与实践的成功尝试。本次发掘是我国首次在28米的水下开展大规模考古发掘工作，总结出一套包括水下遗址定位、扰层清理、信息留存、文物提取、出水文物保护与整理在内的合适中国国情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操作程序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