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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重典可以治乱吗？ 2011-07-11

2011年的春天，频繁曝光的食品安全问题成为了每个人心中的顽疾，“祸从口入”被赋予了全新的解读。

  3月，河南省济源双汇公司“瘦肉精”事件曝光。4月，上海盛禄食品有限公司分公司将过期的馒头重新回炉加工，“染色馒头”引起轩然大波。4月末，陕西省榆林市发生251名小学生饮用学生奶集体中毒事件……

  5月13日，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主任李克强强调，要以《食品安全法》为准绳，重典治乱，加大惩处力度，切实改变违法成本低的问题，让不法分子付出高昂代价，真正起到震慑作用。

  5月23日，最高检察院通报了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情况。截至目前，今年全国共立案侦查触及食品安全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37件、57人。国家质检总局日前发布修订后的《食品召回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提出，食品消费企业要保存消费者投诉、食品污染事故记录档案，并记入“经营者信用档案”。

  食品安全事件为何屡禁不绝？

  在一系列案件的曝光中，一群业内举报者俗称“深喉”的人士因为了解内幕往往成为了破案的关键。重奖业内举报人，能否保证食品安全？重奖之“重”该如何定义？“重奖深喉”是否会成为一条被不正当竞争利用的新规则？

  而与重奖对立的是重罚，改变违法成本低，能否成为悬在食品企业头上的“尚方宝剑”？政府对食品安全的“一票否决”制到底是否可行？近日，在央视《对手》节目录制现场，有关专家、学者对此张开了激烈的争论。

  嘉宾

  邱宝昌

  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

  法律事务所专业委员会主任

  武高汉

  中国消费者协会前副秘书长

  毛寿龙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政策与安全研究所教授

  于国富

  北京市盛峰律师事务所

  主任律师

  石述思

  《工人日报》要闻部主任

  朱煦

  媒体评论员

  何东平

  全国粮食标准化委员会油料及油脂工作组组长、武汉工业学院教授

  “深喉”：重奖？

  朱煦：重奖“深喉”可以通过吹哨人的作用，尽早引爆涉毒食品企业的恶瘤。

食品企业可能涉毒的是两个关键环节，一个是原料，另一个是工艺。当普通消费者发现其中的原料或者工艺有问题的时分，往往已经到了食品的末端，但是如果说在业内，在它的消费企业刚刚消费和消费过程中，就被发现，就被举报，对于食品企业而言，是一种釜底抽薪，从而彻底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如果建立“重奖深喉”的类似法律，可以对这样的业内举报人给予更多的保护和奖励。

毛寿龙：对于重奖举报人，我觉得有害无益，会使整个行业处在一种人人自危的状态之中。如果短期里出现了有人举报、告密，或者相互之间揭发，他们的合作只能到此为止，而且可能会进入恶性竞争状态，很难再产生彼此间的信任。而且，如果举报人是为了奖金而来，他本身的道德就不被信任。重奖举报人还会使得行业内部将其作为打压异己的一种新手段。

朱煦：即使没有重奖，竞争过程当中也存在着诬蔑对方、造谣对方的情况。我们强调的是业内的告密者，而且必须要有充分的举证。当这样的举报人出现时，如果由于他自身举证获得诉讼取胜结果，应当可以从诉胜标的当中获得20%～30%价值奖励。如果借助有关机构的帮助取证，最后取得了诉讼成功的时分，也可以获得10%～15%的奖励。如果有这样一种制度，我们会发现，业内的从业者不会像我们上海染色馒头那些工人一样，做染色馒头而自己不吃，特别麻木地进行这样一种有毒食品消费。所以，不仅应当奖励“深喉”，而且应当是重奖，不是奖1万、5万、10万，应当最少百万级以上的奖励水平，才能够使业内人士站出来，来举报，来保护消费者的食品安全。

毛寿龙：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恐怕江湖当中可能出现一种新的职业，职业举报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但是这些勇夫也可能鱼龙混杂。食品安全实际是公共物品，相互举报，公共物品会流失，再也不可能形成合作的机制。重赏做法是一种扭曲了一般人、正常人行为的激励，所以美国对于举报人的做法实际上是保护，并不是奖励。食品行业出问题，并不是有意作恶，是一个科技问题，比如瘦肉精、添加剂、色素之类。如果是特别恶劣的食品犯罪，完全可以按照刑法打击，没有必要重奖。

企业：重罚？

邱宝昌：在法律上提高相关企业的违规成本，能很好地保护我们的食品安全。让违法消费企业民事上倾家荡产，永远离开消费经营，在形式上肯定要让他承担责任，要坐牢，重典治乱。负有食品监管责任的国家公务人员要履行职责，否则也要承担相当的刑事责任。

食品安全屡禁不止就是因为违法成本过低，违法获利过高。一袋方便面可能两三块钱，给你造成的伤害绝对超过价格的十倍，但是它赔给你的钱也就是最多二十块钱。考虑到维权的工夫成本、利润成本等，到最后很多消费者不是不想维权而是放弃维权，这就是我们法律漏洞，让违法经营者违法成本低，受损害的消费者维权成本高，所以导致了食品安全事件层出不穷。

武高汉：食品安全关系老百姓的生命健康，马克思说，只要有300%的利润，违法经营者就敢冒上断头台的危险，现在违法经营者的利润远远不止300%，而他们面临的惩罚又不是上断头台，因此打也打不完，必须坚持打。

于国富：2008年三鹿集团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法院对三鹿集团判处罚金4937万，对该公司董事长判处无期徒刑，对部分直接责任人员判处死刑。但在极刑面前，食品安全仍旧屡禁不止，今年仍旧出现了瘦肉精、染色馒头等事件，这些表明严刑峻法解决不了问题，我们必须要看到更深层次的原因：监管不力，执法不严和道德沦丧。

邱宝昌：我们现在有死刑，杀人偿命，虽然仍有杀人案件发生，但毕竟起到了震慑作用。同理，不严惩食品企业，食品安全的形势会更加严重。今年5月1日的刑法修正案已经加大了法律力度：对在消费、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致人死亡或者对人体健康造成特别严重危害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两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在这样的法律面前仍没有解决食品问题，其根源还在于执法问题、在于道德问题。

官员：“一票否决”？

武高汉：当这个市场出现问题的时分，向政府问责责无旁贷。政府的责任包括制定、执行行政法规，参与市场监督，对经营者进行职业道德的教育等。把这些职责都搞好才叫真正的执法，而在这些方面，如果有失职、渎职，这样的人就应当下课、更严重的应当入狱。

石述思：一票否决，如何保证这个问责制度有效运行？举一个例子，我查了查地方政府部门的一票否决，包括：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节能减排一票否决制，爱国卫生一票否决制，如果又加上一个食品安全一票否决，到底未来会演变成什么样子？现实的例子，节能减排最后演变成对居民拉闸限电。山西矿难，消费安全的一票否决制后，矿难也并没有销声匿迹而转变为少报、瞒报。

武高汉：什么条件下下课，肯定细化，就跟酒驾一样细化到酒精含量对应驾照吊销、接受审问乃至入刑。我们要问责，就要细化规则，举个例子，德国的法规标准是大约50万个，中国16万个，前两年政府工作报告里说，五年修定的标准大约8000个，平均每年修订1600个，如果单看这个数字会觉得，政府工作很了不得，但是你按照这个速度来计算的话，我们需要用200年的工夫才能赶上德国的标准制定。这个责任谁来负？为什么这个工作不去做？不做这个工作相当于水龙头不关，去擦地板，你再配备几倍于现在的行政执法工作人员，这个地板也永远擦不干净。

石述思：即使细化了标准，这个“一票否决”还是会遇到该“否”谁的问题。现在是一个大流通的年代，如果跨省经营出了问题，是该处罚A省长还是该处罚B省长？对于一把手问责制，广东省走得比较靠前，成立一个大张旗鼓的食品安全委员会，五个副省长挂帅。但我的忧虑是如果我们不从源头入手，强化我们的监管体制，完成内在改革，而仅仅是问责领导，即使短期取得成效，那么长期的发展又将走向何方？

于国富：食品安全一票否决并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我们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在于执行，我们不能为了去严格执行，而又立了一个规定，这个规定没人执行，谁来管理，同样是问题。